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大手術”後，美國将會怎麼打關稅戰？，歡迎閱讀。
引言
手術之後的病人——包括世界和美國，會以什麼方向和節奏復蘇還是惡化，是當下最重要的問題。
自稱為"關稅漢"（tariff man）的特朗普，在2025年4月2日給世界各國動了一個叫對等關稅行動的大手術。他戲劇化地稱這一天為美國的"解放日"（Liberation Day），以彰顯這個行動的戰略意圖和重要性。
4月3日一早，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寫道："手術已經結束！患者活了下來，正在康復。愈後的患者将比以前更強、更大、更好、更有韌性。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這樣說，是把美國當做手術的對象，在一定程度上預判到了這個行動對美國的衝擊性。
然而特朗普還是低估了這個手術對全球經濟軀體的感染以及對美國的反噬。在遭遇全球股市、美債和美元的接連暴跌，以及中國出乎他意料的強硬反制後，4月9日特朗普和其團隊又進行了第二次手術：進一步加碼對中國的關稅，同時90天暫停對其他貿易夥伴征收的對美貿易盈餘的額外懲罰性關稅，只保留10%的全球基準關稅。然後在4月11日，又悄悄将占其對華進口23%的消費電子等商品，以即将納入"232調查"的名義，從對等關稅中豁免。
短短10天，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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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龍、李遠芳
編輯｜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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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關稅漢"的一系列行動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關稅漢"的幾個和關稅相關的行動，這有助于整體了解其關稅策略。如圖1所示，特朗普上台第12天發動的第一個行動是針對美國的前三大貿易夥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加征關稅，理由是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流入。第二個行動則在3月，在232調查的名目下，針對特定產品征收關稅，理由是對外國供應鏈的依賴損害了國家安全。已經在征收、或已明确征收時點的產品包括鋼鋁、汽車及零部件，正在調查的包括銅、木材及衍生品、關鍵礦物及衍生品。接下來會發起調查的還有半導體和電子供應鏈、醫療物資及供應鏈。
4月2日的對等關稅，則針對所有國家、以及排除232調查相關產品以外的所有商品，意圖消除美國與世界長期存在的大規模貿易赤字。
圖1：特朗普關稅行動和目标
在以上行動之外，還有兩條貫穿主線的目标：
一條是把不斷擴大的關稅收入作為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為此，特朗普要求财政部設立對外稅務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和美國的國内稅務部（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相對應。
第二條是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并在戰略產業實現脫鉤。除了每一輪關稅行動都涉及中國，2025年1月20号發布的《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要求調查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以及拜登時期的301調查報告、最惠國待遇以及知識產權問題；2025年2月21日發布的《美國優先的投資政策》，旨在全面收緊對中國投資美國的限制。這些策略還沒有落地，有可能帶來像以往動作一樣的驚悚。
至此，特朗普政府的關稅策略逐漸成型，可以分為五個戰略目标：第一，讓關稅成為重要的政府收入來源；第二，通過對等關稅，改變美國的大規模貿易失衡；第三，通過對關鍵產業的關稅，保護國内就業，降低對其他國家的依賴；第四，通過關稅手段解決非法移民、毒品等和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第五，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并在特定領網域實現戰略脫鉤。
懷着"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夢想，以關稅為手術刀，特朗普政府正在給全球貿易體系做一系列手術。手術之後的病人—包括世界和美國，會以什麼方向和節奏復蘇還是惡化，是當下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這個大手術演進的動力機制，它将是三個因素互動的結果（圖2）。
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做手術的根本邏輯和決心，這決定了多大程度可妥協和交易，以及出牌中的目标、取舍和排序；
其次是手術對各方的成本，尤其對美國和中國。對成本的承受能力，決定了關稅戰的底氣。
第三是各方的動機、約束和決策。關鍵玩家的國内政治支持機制和決策機制、經濟韌性以及時間視窗，有着巨大的差異性，從而形成了大手術演進中的復雜性。
圖2：關稅"大手術"演進的動力機制
正如波蘭前總統瓦倫薩所說："魚湯無法變回活魚"。世界正處于手術後的混亂，任何人，包括特朗普，判斷結局都為時過早。我們可以做的，是尋找當下混亂中呈現出來的确定性。
圍繞以上動力機制的邏輯，我們将從五方面分析大手術演進中已經觀察到的趨勢（圖3），并分兩篇闡述。
在本篇中，我們讨論三個視角：
分析美國政府關稅戰的決心和風格：美國政府啟動手術的邏輯、決心和執行風格，會決定其關稅戰的決心和給世界帶來的混亂程度；
分析美國關稅政策的制約條件：關稅"大手術"對美國經濟和資本市場的反噬力度，會影響其關稅戰的演化；
分析關稅政策的落地路徑：具體關稅戰和美國對供應鏈依賴度的互動調整，将會是關稅戰可能落實的路徑。
在第二篇，我們将在上述三個趨勢基礎上，進一步讨論兩個問題：（1）舊的全球貿易體系正在瓦解，那麼新的貿易體系在如何發展？（2）中國經濟将會經歷的挑戰，以及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新路徑又是什麼？
圖3："大手術"演進中的五個趨勢
趨勢之一
美國啟動手術的邏輯和決心，表明特朗普政府，只要可能，有持續打颠覆戰的根本意願。
本屆美國政府政策的颠覆性，對很多已經被認為是世界共識規則的草率破壞，再加上官員發言的魯莽和混亂，讓世界越來越感覺他們是一個草台班子。但這個認知也遮蔽了另一點，即這個草台班子是有着強大信念的草莽，以及他們來到這個位置并非偶然，而是代表了更深層的美國國家利益以及社會訴求。
首先，特朗普政府認為，持續大規模的貿易赤字，帶來了包括制造業基礎空心化、關鍵供應鏈依賴其他國家、地理上集中的制造業就業流失和社會問題、未來美國競争力的損失等一系列威脅到美國民生、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關鍵問題。
值得強調的是，這個觀點在美國社會也早已是政商界的共識。
以誠實和智慧著稱的巴菲特，早在2003年就曾在《财富》雜志上刊文，警示美國不斷增長的貿易赤字的危險，并且提出了根據出口金額等額來發放進口憑證的解決方法。這個極端程度不亞于特朗普對等關稅的解決方案的核心，就是完全的對等貿易，"量出為入"。
原來的矽谷之王英特爾的首席執行官格魯夫，則于2010年在《商業周刊》上以"美國如何創造就業機會"為題發文，警示美國制造業流失導致工業生态系統失去規模化優勢後，帶來了某些技術"雖然發明發生在美國，但規模化生產和創新都發生在海外"的後果。所以他提出：
"我們應該制定一個财政激勵制度：對離岸勞動力的產品額外征稅。（如果結果是貿易戰，那就像對待其他戰争一樣——戰而勝之）。把這筆錢分開，存入我們可以稱之為美國規模化銀行，并将這些款項用于擴大其美國業務的公司......在追求公司目标的同時，我們所有企業都有責任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工業基礎，它給我們提供了社會的适應性和穩定性。"
格魯夫所提倡的，正是一個以保護美國就業為核心的經濟，在需要的時候對外國產品征收關稅，把資金用于支持國内的產業發展。
特朗普政府這一次把持續的大規模貿易赤字問題上升到了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層面，并試圖通過關稅戰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定位和巴菲特以及格魯夫想通過糾偏貿易失衡來重構美國未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特朗普的财政部長貝森特，原本是一個做華爾街宏觀對衝基金的投資家，他之所以決定支持特朗普競選并加入其内閣，也是因為想參與這個"美國重新排序其國際經濟關系"的大事業（以及美國經濟"再私有化"的大事業）。
特朗普、貝森特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都認為，現有貿易體系的挑戰無法自動糾正，只是他們強調的根源有所不同。特朗普認為是被不公平行為欺騙了，他尤其怪罪于他的前任們。米蘭強調美元儲備地位帶來的美元高估對制造業競争力的影響，貝森特則強調不同治理機制的國家，因為產業政策的不同，會導致貿易失衡長期存在，無法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自然解決，這種失衡又會放大到全球。另外他還強調，和意識形态不同的競争對手做貿易，實際上增強了自身安全的脆弱性——這些觀點都直指中國。
無論從哪個邏輯出發，解決上述問題，都必須系統性的改變美國與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關系原則。所以，他們抛開了美國領導建立的二戰後的多邊貿易規則，而是提出了單邊化的新貿易"黃金法則"——待彼如己，"Treat us like we treat you"，還認為這個"互惠"的精神源流可追溯到羅斯福新政。
因此，特朗普想通過關稅戰解決的貿易失衡問題，是美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中長期面臨的、有社會共識、有民意支持的根本問題。實際上，在37年前的1988年，年輕的特朗普在接受奧普拉采訪時表達的觀點和當下完全一致："我會讓我們的盟友支付他們應付的份額。我們是一個債務國……我們不能繼續每年損失2000億美元。然而我們卻讓日本進來，将所有東西都傾銷到我們的市場。這不是自由貿易"。
圖4：1988年特朗普在奧普拉采訪節目中談到自己對貿易的觀點
一個堅持自己理念近40年的人。從這個視角看，特朗普雖然喜歡交易，卻并不是機會主義者；相反，他是一個長期主義者。這意味着，只要可能，他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計劃。
據此，特朗普政府做了一個美好的規劃：對外希望以關稅以及美國市場規模為杠杆，保護國内就業，引導制造業投資回流，對内則通過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激發美國經濟的活力，二者協同創造一個美國的"黃金時代"，就如一百多年前，以高關稅和保護主義青史留名的麥金萊總統所領導的"鍍金時代"一樣。
這個規劃雖然美好，但不同政策之間的取舍、次序、節奏、力度、預判上，在特朗普上任不到100天内都出了嚴重的問題，反而凸顯了一個具備颠覆性、但認知、能力和經驗都沒有準備好駕馭如此大規模事業的政府，可能對美國和世界帶來的動蕩和傷害。
這個動蕩的機制來自三個因素的疊加，也還會在之後繼續演繹。
首先，特朗普本人被非主流的經濟理念所武裝，對關稅、經濟及對手的認知存在巨大的誤解，這是其政策破壞性的根本源頭。譬如他一直認為美國經濟在19世紀末成為工業強國是因為關稅，這是相關性不等于因果關系的經典案例。[1]他還在對等關稅發布會上，令人瞠目結舌的宣稱：如果堅持關稅政策，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不會發生。他還堅信，只要以美國相對别國的不對稱優勢玩膽小鬼博弈，就能迫使對手在關稅大棒下讓步，卻低估了復雜的社會政治因素對博弈的影響，也低估了衝擊全球供應鏈體系對美國的反噬。
其次，他的決策機制缺乏理性約束，這一屆團隊都經歷過忠誠度檢驗，内部很難制衡，而只能在形勢壓力下來誘導。
這屆美國政府為了顯示透明度和民主授權，一直通過新聞媒體以及社交媒體高頻向公眾溝通，可以說是溝通密度最高的政府。特朗普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得意的轉發支持他的媒體對他的贊美："特朗普前三次内閣會議接受和回答的媒體問題比拜登整個任期都多"（圖5）。但任何稍微冷靜的觀察都會發現，特朗普内閣會議展示的實際上是一個大型表忠心現場，内閣成員不斷表達對特朗普英明領導力的贊嘆。
圖5：特朗普轉發《華盛頓時報》的贊美
4月2日出爐的簡單粗暴、讓人大跌眼鏡的對等關稅方案，則直接對外展示了其決策過程不受内部約束的特征。據外媒報道，盡管其經濟團隊曾提出多種更復雜、更精細的關稅方案選擇，但特朗普最終在宣布前兩小時選擇了最簡單的參數和計算方法。而當股市大跌兩天後的周末，貝森特才有機會和特朗普有了一個長談，并促成接下來的逆轉。
第三，特朗普的确如他所言具有交易靈活性（flexibility），能夠止損，并且快速調整策略。從4月2日對盟友、夥伴及"敵對國家"無區别的攻擊，到4月9日實施對等關稅90天暫停以及對華分化策略，再到4月11日宣布在對等關稅中增加對電腦、智能手機等終端3C類產品的豁免[2]，豁免範圍涉及約4300億美元，占美國全年進口的13%左右，這保護了以蘋果為代表的美國跨國科技企業利益。這一巨大的策略調整半徑，表明特朗普認識到，美國經濟和市場對關稅衝擊有忍耐限度，供應鏈調整需要時間。
但另一方面，他希望達成美國占取更大利益的好交易、縮減貿易赤字、以及關鍵產業鏈回流的意圖，并沒有發生任何動搖。這是為何當新聞報道他"退縮"的時候，他立刻讓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媒體上澄清，自己則在社交平台上聲明：
"上周五沒有宣布任何關稅"例外"。這些產品仍然受到現有20%芬太尼關稅的約束，只是被歸類到不同的關稅‘類别’。雖然假新聞知道這一點，但卻拒絕報道。我們将在即将進行的國家安全關稅調查中關注半導體和整個電子供應鏈。我們發現，我們需要在美國制造產品，不能被其他國家，特别是敵對貿易國家所脅迫。我們也不能讓他們繼續像幾十年來那樣虐待我們，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
綜上所述，美國面臨一個大規模貿易失衡表象後面的攸關就業、經濟競争力和國家安全的長期挑戰。解決這個問題的團隊，雖然具備長期主義信念、有颠覆性改革的魄力，卻被非主流的經濟認知所武裝，不具備解決復雜執政經驗，同時又有靈活交易的氣質。這些組合，定調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間的執政意圖和風格，也決定了世界會處于一個持續被做手術，卻又有調整空間，充滿不确定性的動蕩局面。
用一句話形容，全球貿易和經濟将會在今後幾年處于一系列颠覆性手術和修復手術中。
具體而言：因為美國對全球貿易體系做手術有其深層邏輯，所以不會輕易妥協。這個深層邏輯涉及三方面利害關系：（1）長期的大規模貿易赤字和持續累積的債務對美國是不可持續的；（2）這個問題涉及到就業、國家競争力和國家安全；（3）在全球化三元悖論[3]下，特朗普政府需要代表其基本盤選民訴求。
特朗普政府具備非主流經濟思想、長期主義信念、颠覆性、以及決策的不确定性等特點，同時班子并沒有豐富的應對全球貿易體系和國内經濟動蕩的經驗，也不能對特朗普的偏執形成有效制衡，這會為國内外經濟帶來持續的不确定性。
趨勢之二
"手術"已經給美國經濟和資本市場帶來顯著反噬，這是特朗普被迫在10天之内做第二次大手術的直接原因，也預示了接下來美國關稅政策演化的取舍邏輯。
特朗普明白對等關稅是一個對美國的手術。那麼其堅持手術的決心，取決于手術對病人的傷害程度。在4月2号以來短短十多天中，美國資本市場、對經濟和通脹的預期，以及民意，都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既是4月9日大幅度調整關稅政策對象的原因，也展現了關稅政策的遊戲規則：即關稅政策對美國的反噬程度，是特朗普展開關稅戰的制約條件。
先看資本市場的動蕩。這次關稅"大手術"引發了全球股市的劇烈動蕩（圖6），說明"最勤于和市場溝通"的政府，并沒有能夠幫助世界準備好迎接這樣破壞性的行動。股票市場之外，市場動蕩還超預期地震動了美國債市和匯市。如圖7所示，關稅"大手術"後，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快速攀升（對應債券價格下跌），10年期國債夜盤一度突破4.51%（而在大手術之前幾天還曾低于3.9%），利率上行（或者說債券價格下行）速度20年未見，引發諸多關于外國"抛售"的猜想。同時，美元對全球多國貨币的匯率指數降至100以下，美元對多國貨币貶值至三年新低。在世界資本市場動蕩的時刻，美元和美債雙跌，表明美元和美國國債不再是毋庸置疑的避風港；一些投資者甚至開始讨論美元的"新興市場化"這種以往難以想象的問題。
圖6：關稅"手術"帶來的全球股市劇烈波動；來源：Wind。從左到右三個分界線分别對應：12月美聯儲議息會議，1月末DeepSeek衝擊，以及最近的特朗普對等關稅日。
圖7：關稅"手術"後，美元指數與國債收益率背離；來源：Wind。分界線對應對等關稅發布日。
過去幾十年間，全球投資者将美國的股票和證券市場視為"主場"，将資金配置到美國被視為正常且中性的行為，無需過多思考。所以，雖然美國經濟只占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但美國資產在全球投資中占比遠超其經濟規模，約占全球股票指數的60%，以及發達國家指數的70%；美元是很多國家央行比黃金更可信賴的儲備資產，美國國債市場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基石。如果美元和美國國債失去了安全資產地位，美國不再能低成本的融資，這對美國巨額的國債以及高額的财政赤字将是相互強化的雙重暴擊，對國内經濟和金融的系統性傷害會遠遠高于貿易赤字和制造業流失。
值得強調的是，對美元和美國國債信心的動搖，還只在一個開始的階段，遠未到坊間傳聞的抛售美元的狀态。而特朗普後面的糾偏手術，也及時阻止了災難性結果的發生。要真正動搖市場對美元和美國金融體系的信心，需要有兩個條件真正發生：一是美聯儲獨立地位被改變，另一個是美國對資本跨境流動實施行政性限制。可以預測的是，由于衝擊金融體系會帶來對美國立竿見影的反噬，這兩個條件或許在被傳聞，但并不容易發生。
再看對經濟預期的影響。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3月19日美聯儲議息會議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曾警告說，關稅的影響超出預期，很可能帶來更高的通脹和更慢的增長。當時會議上，聯儲委員預期是通脹會增加到2.7%，GDP增長可能維持在1.7%的速度。
4月對等關稅的出台加速了預期的惡化，紐約聯儲主席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估計，今年美國通脹會跳升至3.5%到4%之間，遠高于美聯儲2%的目标，同時經濟增長将顯著放緩，可能低于1%，而失業率可能從4.2%上升到4.5%至5%之間。4月16日鮑威爾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時明确表示，通脹率上升和經濟增長放緩在所難免，"我确實認為我們可能會在今年剩餘時間裡遠離原有目标,或者至少不會取得任何進展"。更為挑戰的是，他直接承認美聯儲可能會陷入兩個任務——穩定價格和充分就業——之間的"矛盾"。
不只是美聯儲，調查數據則已經顯示了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對不确定性的普遍擔憂，這會直接影響各方對經濟活動的投入。最新消費者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消費者對通脹的預期已跳升到1981年4月以來的最高點，同時消費者信心連續第四個月明顯下滑（圖8）。根據紐約聯儲對紐約州制造商的月度調查，制造業投入價格上漲和銷售價格上漲速度達到兩年多來的最快速度，企業對前景感到悲觀，未來就業和生產指數均下降到調查歷史上第二低的水平（圖9）。4月投資者信心也大幅下降（圖10）。
圖8：4月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調查結果
圖9：制造業就業和生產預期均大幅下行
圖10：投資信心在4月大幅下降，預示投資活動相應減弱；來源：Wind。
關稅新政對美國經濟預期的快速傳導打亂了特朗普的規劃。原本特朗普的計劃是，以經濟的陣痛為代價，通過關稅快速實現制造業回流，形成經濟上的成績。這個計劃有一個中期的時間約束：特朗普在明年中期選舉之前要以經濟成績單保證選民支持。
雖然近期科技行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公告，如蘋果、英偉達、台積電都宣布了規模巨大的建造計劃，但CNBC供應鏈調查顯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在促使企業重新思考全球供應鏈時，很多企業的第一反應并非回流美國，而是尋求将業務轉移到關稅負擔較輕的其他國家，因為57%的受訪企業表示，回流生產将使成本增加一倍以上，21%的企業表示最大挑戰是找到熟練勞動力。同時，"當前政府無法提供一致的戰略"以及關稅也被認為是主要的供應鏈問題。即便部分制造業回流開始實施，從決策到實際建廠投產也通常需要2-5年時間。
一方面是制造業回流所需的算賬挑戰、協同挑戰以及時間周期挑戰，另一方面特朗普關稅戰的經濟負面後果已經顯現，這會傳導到特朗普的支持率。到4月中，有52%的被調查者選擇不支持，他的淨支持率（支持率減去反對率）已經達到-10%，快速滑落到比他第一任期更差的水平。當然，特朗普本人并不承認這一點，4月19日還在社交平台上聲稱："特朗普有史以來最好的民意調查數字。謝謝!"
圖11：特朗普淨支持率快速下滑，比第一任期同樣在職天數時更低；來源：《經濟學人》網站。
雖然懷揣颠覆式改革的雄心，特朗普關稅新政的軟肋，在4月波及到全世界的時候，已經被充分展示出來。特朗普并不在意對世界的衝擊，甚至以此為談判的籌碼。但新政已經直接對美國包括股市、美元和國債的金融體系，對通脹預期和經濟增長預期，對美國經濟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民意支持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這是特朗普被迫大幅度調整關稅策略，對大部分國家關稅按下90天暫停鍵的根本原因。其背後反映的，如我們在《"川普的世界"和"有川普的世界"》中所預判的，是他會低估關稅博弈的復雜性，以及低估衝擊全球供應鏈對美國的反噬。
至此，特朗普關稅戰的制約因素的特征已經浮現，并将在其考慮和推進今後手術的過程中發生關鍵作用。我們總結如下：
對等關稅手術已經對美國通脹、經濟預期，尤其是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帶來了顯著改變，這是第二次手術發生的深層原因，也已經展示了後期關稅格局的基本制約邏輯。
有傳言美國政府在嘗試推動衰退，進而降低借債成本，這是對美國草台班子的無知。
美國債券市場的震蕩揭示了一個微妙變化，即"美國例外現象"的被改變。這意味着資本市場和全球情緒和信心将會開始影響美國的國内外經濟政策，包括關稅政策和政府預算。
但是要真正動搖對美元和美國金融體系的信心，還需要兩個條件發生：一個是美聯儲獨立地位被改變，一個是美國對資本跨境流動限制。
無論怎樣，手術通過對美國經濟、資本市場和民意的影響，将會影響特朗普持續手術的節奏、方向和力度。特朗普政府的時間視窗是到明年底中期選舉。
趨勢之三
對不同國家關稅政策的實際執行，會基于關稅政策的戰略目标，按照供應鏈的耦合深淺而分化落地。這是關稅政策和供應鏈互動演化的邏輯。
既要解決美國面臨的長期結構性問題，又要直面對美國經濟的反噬。這意味着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既不可能完全在壓力下敲退堂鼓，也不可能像一開始一樣，對所有國家、所有產業全面開炮，而必須做出取舍。
因此，美國關稅策略的實際落地，必然會圍繞美國關稅政策的幾個戰略目标（圖1），同時考慮美國對相關供應鏈的依賴度（也就是對經濟反噬的程度），分化關稅政策和供應鏈策略。
4月9号的第二次大手術，把對中國的關稅和世界其他地方區分開，并對其他國家按下90天的暫停鍵，是驗證這個邏輯的典型案例。無論從降低貿易赤字的視角，從提升美國在關鍵產業鏈的自主性，還是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中國都是美國關稅政策最大的對手方，再加上中國的果斷反制，對中國施加高關稅，同時暫時大幅度降低對其他國家的關稅，表現了美國在壓力下的取舍。事實也證明，這個行動暫時穩定住了美國的股票和國債市場，意味着美國躲過了最災難性結果的發生。
在此基礎上，4月11日，美國政府又悄悄後撤了一大步，将更多中國大量出口的電子消費品等豁免了關稅。
圖12：4月11日總統行政令擴大了半導體類商品的豁免範圍；來源：基于USITC數據計算。
這個後撤雖然之後被特朗普自己表述為"只是被歸類到不同的關稅"類别"，但這一類别的關稅還未開征，截至4月22日都甚至還沒有正式發起232調查。更重要的是：這個調查範圍比4月2日對等關稅行政令所規定的豁免商品範圍要寬不少[4]，把閃存、智能手機、硬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終端3C產品以及半導體制造設備也囊括進來。
這個豁免的實際效果是，讓中國對美出口20%以上的商品短期内免于125%的對等關稅（仍有之前20%的芬太尼關稅），讓美國消費者免于電子產品價格飙升的壓力，讓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的蘋果等美國科技企業免于遭遇銷售大跌。
這個事實上的後撤來源于特朗普政府持續低估的一個重要事實：全球供應鏈的整合深度以及美國對部分中國進口商品的高度依賴。如圖 13所示，2024年貿易數據顯示，99個2位數HS編碼的商品大類中，有22個分類商品對華依賴度超過了50%，規模達到2396.3億美元，占整體美國對華商品進口的51.8%。
圖13：美國對大量品類的中國進口商品的實際依賴度很高；來源：基于USITC數據計算。
這些品類中，有很多屬于易轉移的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77.6%）、廚具/餐具/工具（73%）、鞋類（43%）、雨傘（93.5%）、陶瓷（63%）。其制造工藝簡單，供應鏈不深。但更難替代的是生產制造更為復雜、供應鏈更深的電機電器設備類產品（包括家用電器、锂電池、智能手機、半導體、二極管、顯示器等產品）。美國這類產品對華進口整體依賴度達到58.1%，貿易規模也很大，2024年為1270億美元，占對華進口的27.5%。
一些常見的電氣產品中，對華依賴度非常高的有LED燈（95%）、遊戲機（86%）、電腦顯示屏（88%）、锂電池（70%）、電熨鬥（95.7%），微波爐（90%），家用面包機（99.7%）等等。特别是智能手機，它是美國對中國最大的進口產品，2024年進口了413億美元，而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高達81%，其中最大項目又是蘋果手機。
盡管過去幾年蘋果公司一直試圖将制造能力轉移到印度等國家，但80%的手機生產仍在中國進行。這一事實凸顯的是将生產能力從中國轉移面臨的多重挑戰。要實現轉移，就需要在其他地區創造更多產能、培訓工人，并建立零配件供應鏈，這個生态的培育意味着快速"脫鉤"幾乎不可能實現。中國制造的優勢也早不是因為低勞動成本，而是因為中國已經擁有行業内一流的技術成熟度，并已經發展出一個高度發達的生态系統。一個相關指标是，2021 年中國接受審核并獲得ISO9001認證（質量管理體系最佳實踐）的組織數量為42.7萬家，約占全球42%。相比之下美國僅為2.56萬家，印度的數字為3.65萬家。
蘋果CEO蒂姆·庫克對此曾有一針見血的評論：
"關于中國存在一個誤解。讓我告訴你我的看法。普遍認為公司來中國是因為低勞動成本。我不确定他們去了中國哪個地方，但事實是中國多年前就不再是低勞動成本國家了。真正的原因是技能、一個地區的技能數量和類型。我們的產品需要先進的工具和精确度，我們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技能在這裡非常深厚。在美國，你可能召開一個工具工程師會議，我不确定我們能填滿一個房間。在中國，你可以填滿多個足球場。這種職業專長非常深厚。"
我們再用北美來驗證特朗普必須走上對不同國家和產業在關稅政策上分層的道路。供應鏈耦合深度也逼迫美國調整了對等關稅行動對待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方式。北美是全世界供應鏈整合程度最高的自由貿易區,尤其以美國車企主導的北美汽車供應鏈為代表(圖 14)。雖然加拿大和墨西哥和中國一道，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被加征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關稅，但4月2日對等關稅卻暫時将其排除，原因是對它們已經有了對非USMCA覆蓋商品加征的25%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關稅。但這個邏輯對中國卻不适用。中國是在20%芬太尼關稅基礎上繼續疊加對等關稅。
另外，特朗普政府又說，如果未來談判順利，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關稅取消或者暫停後，那麼加拿大和墨西哥非USMCA覆蓋商品就改變為交12%的關稅。這個12%和對其他國家制定對等關稅的邏輯又不同，實際上更低。因為如果按照特朗普宣布的計算公式，墨西哥的對等關稅應該是18%，因為2024年美國對墨西哥貿易赤字占對墨西哥進口比重是36%（加拿大是17%）。
圖14：北美汽車產業的供應鏈多次穿梭邊境
墨西哥對美國政府态度改變的原因有清晰的認知。墨西哥官員直言，這并不是因為美國把墨西哥當做了盟友，而是因為北美在經濟上和美國融合的程度，讓美國不得不做這個選擇。
因此，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是，由于美國的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存在深淺不一的供應鏈耦合關系，直接牽涉到大量美國國内企業和全球化企業，特朗普政府已很快感受到了關稅政策中投鼠忌器的問題。無論是在美國車企的遊說下，于3月6日決定對加拿大、墨西哥USMCA覆蓋範圍的商品豁免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關稅，并在4月2日宣布對全球對等關稅中對加拿大和墨西哥例外處理，還是在蘋果公司的幕後遊說下，于4月11日擴大對等關稅豁免範圍。
這個道理對其他國家也同樣适用。比如說法國在讨論對美國反制的時候，也倡導抵制美國的大科技公司。德國則對此反對，其核心理由是：歐洲并沒有可以替代谷歌、亞馬遜、META這樣的科技公司；沒有替代品，意味着對這些企業的直接抵制會帶來對自己經濟的反噬，也就無法落地。
讓我們總結一下對美國在反噬壓力下會如何推進關稅政策的判斷：
在關稅談判排序上，美國會更加看重與美國經濟體系更接近、供應鏈耦合程度更高、貿易赤字相對更容易緩解的國家和地區，優先達成協定，并會嘗試聯合對中國施壓。當然，因為美國對現有貿易體系的破壞，已經失去了很多信譽，會發現形成這樣的聯盟絕非易事。
在滿足其戰略目标的前提下，美國和中國最終達成交易，并大幅度降低現在的"封城式"（Lockdown）關稅，符合美國的戰略訴求。特朗普4月22日表示，有意願和中國達成一個中國會"非常開心"的交易，大幅度降低現在的關稅水平，但不會是零。這個消息讓很多人奔走相慶，似乎特朗普"慫了"。我們應該看到，這符合美國的戰略訴求。實際上，基于我們和很多企業的交流，只要對中國比其他國家的關稅高出40%，就基本會消滅絕大部分中美直接貿易。
我們認為這是在後面幾個月中，美國推進關稅政策的邏輯和方向。
2025年4月以來，帶着颠覆性的雄心，特朗普政府對全球貿易體系做了大手術，以及之後的幾次大的修復手術。對于大手術後，美國的關稅政策還會怎麼出牌，成為當下最迫切的問題。
在給世界帶來巨大混亂的同時，其驅動邏輯和不可避免的演化邏輯也已經更加清晰地展示出來。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總結了美國關稅的戰略目标，實現這些目标的深層邏輯，以及為實現這些戰略目标的特朗普領導班子的特征。這定義了美國打關稅戰的決心和風格。
我們其次分析了關稅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反噬程度，這定義了關稅戰的動态制約條件。
在此基礎上，我們嘗試判斷了美國打關稅戰比較現實的落地路徑。
有一點是肯定的：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已經把包括美國在内的世界拉入了一個巨大的充滿不确定性的漩渦。或者說，世界在今後的一段時間中，都會處于一系列手術和對此的修復中。
很多事情還沒有定論。但越不确定，越要尋找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邏輯。這是這篇分析的初衷。
這些分析主要是基于美國的視角，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後面一篇文章中，我們會聚焦美國之外的視角。具體而言，在美國摧毀其自己花了幾十年領導建立的貿易體系規則之後，新的全球貿易體系在如何形成？關稅戰對中國的影響，中國的對策，以及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新路徑在哪裡？
[1]美國在南北戰争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工業強國有很多原因。那時有大規模移民——特朗普政府沒有人提到這一點，美國接受了來自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大量資本流入。美國采用了當時的技術領導者英國的技術。當時鐵路、電氣化和電信大發展，推動美國成為統一市場，與技術革命形成供需飛輪。
[2]4月2日對等關稅行政令中其實已經包含對部分半導體產品的豁免，因為芯片将納入國家安全為由的232調查範圍。而這次豁免範圍擴大的一個表面上的理由是，芯片232調查将擴大到半導體和整個電子供應鏈，從而包括上述產品範圍。
[3]全球化"三元悖論"是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裡克（Danny Rodrik）在2000年提出的一個極凝練的概括：在全球化中，一國不可能同時把深度全球化、民族國家主權和大眾民主政治這三件事都做到滿分。因為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不會讓所有的群體成為赢家，而民主政治傾向又不可避免地會被短期的主權利益和選民意志所左右，這就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阿克琉斯之踵。
[4]如果看4月2日行政令的附件二，豁免商品清單中包括半導體器件以及集成電路，但沒有包括終端3C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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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龍教授
為溪創始人、羅漢堂秘書長
業務方面，2014-2023 年，陳龍教授先後擔任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羅漢堂總裁、阿裡巴巴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主席、阿裡巴巴集團戰略規劃總裁，阿裡巴巴研究理事會學術主席，并兼任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金融科技高級顧問，中國人民銀行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職務。 學術方面，陳龍教授在多倫多大學取得金融學博士學位，并在華盛頓大學奧林商學院獲得終身教授。回國後在長江商學院任副院長，并創立工商管理博士（DBA）項目，同時擔任校友理事會理事長。後任湖畔創研中心執行教育長。
>李遠芳博士
為溪首席經濟學家
李遠芳博士于2019-2023年先後在螞蟻集團和阿裡巴巴集團從事數字經濟與宏觀產業研究，任羅漢堂資深專家。此前分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工作，曾任China and World Economy編輯部副主任，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财政部國際司國際财經問題研究顧問，曾設計編制中國第一個網絡零售價格指數，以及基于大數據的復工復產指數。
李遠芳博士于201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并于2015年獲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尤利西斯學者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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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為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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