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娛樂經驗：漢東省、京海市…國產犯罪劇片不愛用真實地名？，歡迎閱讀。
說來好笑，江州市、濱海市等地名似乎成了國產犯罪劇片中常見的地名，但卻只存在于中國電影銀幕之内，存在于觀眾的社會想象之中。
但也不能止步于笑。
這個細節雖小，但以小窺大，影視創作中的自我閹割什麼時候嚴重到這種地步了？
當下，國内電影和劇集市場面臨較大壓力。如果創作者還要不斷給自己加綁，不斷給作品設阻，不斷讓消費内容僵化，只會勸退更多潛在的觀眾。
在此提出這個現象，願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給大家以啟發和思考。
作者 | 憤怒的小毛毛
編輯｜小白
排版 | 板牙
董越執導、黃曉明主演的《戴假發的人》上線網播了。
該片上映之初，我就第一時間去電影院支持過票房，還分析了一下它票房失利的原因，詳情可點擊《這兩部罪案電影，為什麼票房過千萬都難？》
看完《戴假發的人》，抛開坊間諸多争議，我發現了一個細節。
片中大膽袒露了故事發生背景，出現了江岸區保成路、南湖派出所、鄂 A 車牌等元素，還明顯使用了武漢方言。
《戴假發的人》
發現這些細節的時候我突然感到新鮮和吃驚，進而逆向思維地考慮到一個問題——
曾幾何時，國產犯罪劇片啟用真實地名竟然成了一種潛在的奢望。
我國第一部犯罪到目前為止尚無定論，早在 1987 年播出的《便衣警察》中，就使用了南州市這樣一個虛構的地名。
《便衣警察》百度百科
2001 年，犯罪劇《重案六組》将故事背景明确設定在北京。
《重案六組》
2003 年，高群書執導的警匪經典《征服》的故事發生地為衡州市，原型其實在河北石家莊。
《征服》
2017 年開播的現象級反腐劇《人民的名義》在漢東省京州市，2023 年大火出圈的反黑刑偵劇《狂飙》則虛構出一個京海市。
《人民的名義》
《狂飙》
《沉默的真相》（2020 年）故事發生地為江潭市；《破冰行動》（2019 年）除東山市是虛構地名外，其他如廣州、中山、佛山、珠海、香港、澳門等取景地均為真實地名。
《沉默的真相》
《破冰行動》
電影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
2021 年開播的《掃黑・決不放棄》以全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争為背景，故事發生地設定在中江省奎州市。
《掃黑・決不放棄》
陳思誠監制的東南亞犯罪系列電影，如《誤殺》《誤殺 2》《消失的她》等，均将故事發生背景移植到東南亞各國。
《消失的她》
2023 年的《涉過憤怒的海》《河邊的錯誤》《孤注一擲》等片甚至直接模糊掉故事主要發生地的地名，只在劇情需要的地方嫁接真實的地名，如日本、江南、緬甸地區等。
《涉過憤怒的海》
近年來，國產犯罪題材電視劇或電影開始逐漸使用起了 " 陳思誠 " 配方，主要有三點：
購買成功的懸疑劇本；
以東南亞為背景，規避審查，擴大内容尺度；
以某種社會情緒作為故事核心，為病毒式傳播奠定基礎。
如上三點，确實為相關犯罪題材影視作品提供了票房與口碑保障，但以小窺大，不得不說，國產犯罪片不适用真實地名，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潛規則。
當然，這種創作趨勢的初衷，是為了避免地網域争議，也為創作者在情節設計、人物塑造方面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防止地網域歧視可以理解，畢竟在 2011 年上映的愛情片《失戀三十三天》裡，有一句 " 黃小仙兒，恁個鱉孫 " 的台詞就惹惱了河南觀眾，指責劇組抹黑河南人。
甚至 2017 年，演員郭冬臨在北京春晚爆笑小品《取錢》中因為說了句 " 十個河南九個騙 "，被無數人狂噴謾罵。還被人起訴向每個河南人賠償一塊錢。
偏向輕松基調的喜劇和愛情文藝作品如此，帶上違法犯罪、社會陰暗面的犯罪劇片更是會遭到觀眾的嚴格審視。
創作者和監管者們大概擔心，一旦犯罪劇片的故事發生背景和真實地區聯系起來，很容易對該地區造成片面的刻板歧視，嚴重一點的可能會影響當地旅遊產業的發展。
而一旦因為這樣的歧視争議陷入輿論風波，造成所謂負面影響，還會增加審查風險，導致作品不停修改，造成不必要的制作損失。
還有一些地區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情況和敏感點，一旦在犯罪背景下使用真實地名，可能會不經意間觸碰這些敏感點，不利于社會和諧。
上述這些擔心和辯護當然沒錯，但其實都是基于影視作品的宣傳教化功能。
但我們不能僅因為此，就削弱甚至無視影視作品其他的作用，如藝術品質、商業價值等。
如果僅是因為影視作品的犯罪外衣會和城市形象挂鉤，才總是想要虛構一個地理位置，而不是基于情節本身所需，難免會使創作陷入被動。
另一邊，創作者又會害怕故事被架空，于是明裡暗裡再塞進去一些地網域元素，一來提高影視作品的辨識度，二來使故事氣質貫通。
最終，這樣的左右逢源和既要又要，只會使影視作品中的地理位置變成了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尴尬存在。
說地網域性，也有地網域性。但要真正談地網域性，又不敢放開嗓子大聲談。
犯罪題材影視劇重點展現出犯罪行為背後的人性、社會問題等，并非特定地區的個别事件。
但這并不能代表着特定地區不能作為故事背景存在，畢竟，有時候特殊性也能代表普遍性。
就像《戴假發的人》，将律師憤而殺人這樣的戲碼放在武漢，也沒見產生多麼惡劣的社會影響。
就像《南方車站的聚會》中有多次緊張激烈的槍戰戲，同樣放在武漢，同樣也沒看到觀眾會因此產生極端行為。
有的時候，過于驚弓之鳥、草木皆兵，也許不是件好事。
虛構當然也給了創作者更多的自由度，可以根據劇情需要靈活設定場景、構建人物關系，不受真實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的限制。
可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創作不能完全懸空而置、建空中樓閣。
地網域性是影視文化的一部分，同樣也是城市形象建構的一部分。
如果為了害怕外部和内部風險而刻意閹割地網域性，那不如大家都把故事背景設定在外星球，如此一來便不存在任何風險。
但如此一來，還會有多少人看呢？
文化的聯系是廣泛而密切的。我們總能在自己熟悉的地名中找到文化親近感，從而對某部作品產生好奇和衝動。
說來好笑，江州市、濱海市等地名似乎成了國產犯罪劇片中常見的地名，但只存在于中國電影銀幕之内，存在于觀眾的社會想象之中。
但也不能止步于笑。
這個細節雖小，但以小窺大，影視創作中的自我閹割什麼時候嚴重到這種地步了？
當下，國内電影和劇集市場面臨較大壓力。如果創作者還要不斷給自己加綁，不斷給作品設阻，不斷讓消費内容僵化，只會勸退更多潛在的觀眾。
在此提出這個現象，願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給大家以啟發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