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我在大廠，Landing失敗，歡迎閱讀。
Landing，互聯網黑話，字面意為 " 落地 "，通常指新員工或轉崗員工在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适應新環境和新角色，并順利開展工作的前期過程。在小紅書的帖子裡，Landing 往往和 " 失敗 " 一起出現，比如 " 大廠 Landing 失敗，想辭職的心到達頂峰 "。
随機點開幾個描述自己 Landing 失敗的帖子，你就會發現，當大家讨論 Landing 時，更多的不是指技術上的融入，而是文化與精神層面，比如是否能夠接受無盡的加班和精神施壓，是不是站對了隊伍、跟對了人等等：
最後一個月被宇宙廠卡試用期，只因為 " 缺乏溝通 "（不夠舔，不夠嫡）。
跟上級的磨合一直不太順利，有點被精神控制的感覺，壓力極大。身邊很多同事說試用期根本不用擔心，99％都會過的，沒想到我成了那 1％" 特别蠢的人 "。宇宙廠假期福利很多，但請假後該參加的會議、該寫的文檔、該打來的電話一點不會少，即使是病假。眼見太多同事小心翼翼地在個人籤名寫 " 在醫院 xx，消息晚點回復請見諒 "，甚至有動了甲癌手術後休假半月的同事，居家辦公了半月，還每天跟上級匯報工作，上級還贊揚他工作積極，暗示我們要加油。
我也 landing 失敗了，但和小紅書上寫的原因并不完全一樣。2024 年 8 月，因為朋友的介紹，我意外地回到了一家互聯網大廠做 PR。在這之前，我已經兩年半沒有踏入職場了。我接了 offer，試圖把自己當成一個 " 局外人 " 去體驗。
但是，上班的每一天，我都感到格格不入。從每天上下班都會和門口保安大哥打招呼，被同事評價 " 身上沒有一點班味兒 "，到後來下班之後只想看無腦劇獲得不需要動腦子的快樂，瘋狂購物，獲得一種退行性滿足。原本充滿好奇和探索欲的局外人，漸漸被重復性的工作磨滅了對一切的興趣，連最初的觀察熱情也随之消失。
最後，只幹了 3 個月，我就提出了離職。
Landing，服從性測試的一種
在大廠，三分之一的時間都用來開會。光是周會，每周都要開三次，小組開一次，大組開兩次。但這幾個會其實沒什麼區别。會上，大家可能會為海報主題色從藍色改成綠色展開長時間争論，或者是官方賬号因為 " 箭頭 " 被限流，從而激烈讨論這是不是 " 水面上 " 的問題。
我經常在開周會的時候跑神，思考為什麼我們坐在一間寬敞明亮又暖和的大會議室裡，煞有介事地讨論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堂而皇之地浪費彼此的時間。跑神的時候，我發現同事們都把眼睛藏在電腦螢幕後，螢幕背面貼滿了貼紙：" 零工女孩 ""7*24 打工人 "" 問題不大，别慌穩住 "，仿佛在自嘲這種無意義的忙碌。
除了讨論，會議有時也承擔着向上匯報的功能。然而，層層匯報不僅增加了額外的溝通成本，還使得工作的推進更加低效。這一切的根源在于，沒有人敢于真正承擔責任。
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產出的評判标準難以量化（盡管沒有比互聯網大廠更愛講 " 量化 " 的場合了），更直接來源于上級的看法。PR 這份工作，有時并非為了滿足品牌或者用戶的需求，所有的產出，甚至包括數據和互動，都缺乏真實的用戶反饋，而是靠花錢 " 買 " 來的。你始終無法真正知道自己的閱聽人是誰。提案是為領導呈現的，花錢也是為了領導的認可。最終，工作變成了一種極致的務虛，充斥着無意義的應付與表演，無人喊停。
我的領導在這家大廠多年，日常生活裡的他，是一個有自己想法的人。他是播客 " 随機波動 " 的忠實聽眾，也會把電影《好東西》推薦給組裡所有人。
但在職場裡，他會安排組裡同事去做與個人成長能力提升毫無關系的 dirty work，比如占用同事下班後或周末休息的時間，只是為了讓他在其他小組的短視頻做出鏡員工。這和這位同事的本職工作幾乎無關，而盡管同事主觀上并不想做，但領導很堅持，出發點是 " 部門需要他做這個 "。當被問及這位同事的晉升以什麼标準評定時，他堅定地認為，需要在大領導面前 " 刷存在感 "，" 讓領導看到他的努力 "。
與此同時，員工會将從上級或平級那裡感受到的壓力，用其他方式轉嫁給自己的下屬。一次，實習生把線上抽獎的獎品名稱寫錯了，物料被緊急下架，同事嚴厲批評她并施壓：" 你要是再這樣，我再也沒法相信你了。" 實習生委屈地哭了一中午，其實這個小錯誤對結果毫無影響，但沒人敢不做。我感到十分恍惚：為什麼聽上去，這像是情侶吵架提分手時會說的話？
在大廠久了，人好像失去了描述事件與情緒的能力，而 "DAU""OKR"" 留存率 " 這樣的詞又被嚴絲合縫地卡進大機器的齒輪裡。每當我聽到 " 顆粒度 "" 拉齊 "" 前置 "" 勾兌 " 時，總會理直氣壯地問：" 啥意思，沒懂。" 它好像是一個開關，你會發現，其實對方也可以馬上把黑話轉換成人話的。
事實上，從領導到同事，并非無法溝通的，只不過在大廠工作，服從性和人本身的個性，是無法兼得的悖論——越像人，就越容易被淘汰。而熬過 Landing 期、熬得更久的人，也在僥幸之餘，感嘆自己被壓縮成了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
時代變了，行業也變了
在這之前，我曾經在大廠上了很多年的班。這次回來我發現，行業早就變了。當然，變化不是從我離開的那天才開始的。
時間回到 2015 年，當年你不時能聽說或遇到一些互聯網傳奇故事。比如哪家互聯網公司的某個業務負責人，因為在論壇寫的東西非常出名而被挖到公司上班，HR 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工地搬磚。
再比如我有個朋友，他沒上過大學，喜歡自己搗鼓一些開源程式，放在 Github 上面。2011 年的一天，一個中年人給他打來電話，要買下他的程式，同時邀請他來北京上班。他也沒什麼遲疑，來到北京做起了研發，就這樣成為了西二旗一家科技公司的元老。
在行業上升期，增長能掩蓋很多問題。招人沒有門檻，做事不拘小節，相比現在的行業環境，人們會稱互聯網公司為 " 烏托邦 "。也并不是說當時的情形多麼完美，只是人們從比較中獲得幸福。
在當時的互聯網公司做事，最重要的是審美、洞察和好奇。像我這樣的内容從業者，會以自己有道德底線和内容潔癖為榮。而現在還堅持這些的，算得上 " 老派人 "。現如今，過了行業爆發期，加上越收越緊卻沒人可以明說的紅線，已經沒有人在乎有趣和創意，重要的是流量、增長、裂變。模仿和抄襲成了常态。
一位曾在一家老派互聯網公司做了十年内容的朋友，寫過這樣一段話：
這兩年挺多時候，會很惋惜近兩年畢業的小孩們——他們在剛進入職場的時候，缺少了職場其實最需要的兩種東西：正反饋和工作意義感。這兩種東西很好形容，正反饋的來源，是粉絲數、是流量、是讀者好評一類的東西；工作意義感是理想主義、上升通道和工作回報。
當年的互聯網行業給人的感覺是年輕、蓬勃、自由，而現在則越來越官僚、僵化和無意義内卷。紅海階段，那些不夠搏命的公司，就像不夠内卷的員工結局一樣：裁員、倒閉、淘汰。
行業的興衰更替，從招聘軟體歷年的廣告變遷，也可見一斑。
2019 年，一個朋友在西二旗附近實習，他說每天在地鐵站可以看到類似 " 調查顯示，這附近互聯網人的平均工資是 2.5 萬 " 的地鐵廣告牌标語。到了 2022 年的一天，他偶然又路過西二旗地鐵站，發現标語的角度變了：" 面包會一直有，從制糖到揉面團的各種工作也都會一直有 "；"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有成千上萬的活兒要幹 "。
這樣的廣告出現在西二旗——聚集了北京最多互聯網公司的地方，有些令人錯愕。标語除了試圖提供一種情緒上的安撫，它喊話的對象也變了。當然，可能人還是同一批人，只不過經歷了裁員之後，大廠從業者去跑網約車和送外賣的轉行嘗試屢見不鮮。
一家招聘軟體在幾年前的地鐵廣告投放中，曾以新人員工的視角寫道 " 我不會，但我可以學。一張白紙更要直接談 "。這也曾經是互聯網公司招人時看中的态度。而時過境遷，現在互聯網從業者會在小紅書上調侃和模仿公司領導們的話術：" 公司招你來是幹活的，不是讓你成長的，不幹就把位置讓出來 "。
從這個意義上看，個人在 Landing 期的試錯成本在增加，試錯機會在減少。組織不再有耐心培訓和帶人，個體也不敢犯錯，雙方都越來越依賴 " 看上去最有效 " 的單一路徑。
大廠人，Landing 但不落地
有意思的是，Landing 雖然意味着落地，但在我眼中，很多 Landing 成功的大廠人并不落地。或者說，和真正的 " 落地 " 相比，大廠生活更像是一種懸浮的 " 真空泡泡圈 "。
人們總說不上班的人會和社會脫節，其實寫字樓裡坐着的人更像是在象牙塔裡，就像同事之間會互稱 " 同學 "。Title、package、base 是聊天的高頻詞。大廠生活方式是高收入、快節奏的，這種狀态會給他們屏蔽很多信息。大廠之外的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大家好像不太關心，哪怕這其實和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人們聊得最多的是消費，哪怕廠以外的世界全都在消費降級，廠裡的人感知是遲鈍和滞後的。小到玩偶手辦、香水衣服、戶外裝備、醫美產品，大到家具家電、A 股基金、車子房子。消費購物高頻充斥着聊天内容。
有一陣子，我覺察到自己也在瘋狂花錢，買一大堆其實我并不需要的東西。後來我發現高消費是一種精神代償，只有這樣才能證明在工作時間之外的我還活着。在我按下付款按鈕的時候，我以為短暫地奪回了自己。
而用消費填充生活恰恰證明，人沒有收到創造和生產上的正反饋，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對這家公司到底有什麼用，也不知道做的東西到底誰在看，一切都像是鬼打牆。把自己費盡心機掙到的錢全花在這些事上，然後敦促自己繼續上班，以繼續維持這種大廠生活方式。
一個同事家和公司是對角線，上班開車要 30 多公裡，坐地鐵要轉 3 趟地鐵，一共 18 站。他每天的通勤往返時間是 3 小時。他在這家公司呆了快 10 年，每天十點半來，八點半走，下了班還要随時在線響應工作——而這甚至不算工作強度太大。
我想了很久，為什麼有人可以接受毫無個人時間地堅持在一家公司呆着，後來想通了，他們身上不僅僅是有貸款、有家庭，更重要的是有一種内生的節律：過去的十五年已經習慣這樣了，生活沒有給他們提供第二種選擇。一位在大廠工作多年的朋友曾說，能進 " 頂級大廠 " 的年輕人，要麼學歷頂尖，要麼履歷頂尖。他們從沒體會過除了 " 赢 " 以外的感覺，并且覺得自己總會一直赢下去。
在得知我決定離職的時候，一個關系不錯的同事勸我再堅持堅持，演一演——只要表演出你很努力就可以了。他坦言，自己也時常覺得工作就是 " 屎裡雕花 "，為了掙點小錢，養活自己。
而我剛來的那周，這個同事給我看了一個梁天和姜文的電影《本命年》的片段，那個片段裡的高頻詞是梁天跟姜文說的" 沒勁 "：" 你說活着有什麼勁，你說上班兒吧，沒勁。不上班兒吧，也沒勁。你說搞對象吧，沒勁，那不搞對象也沒勁，你說這怎麼什麼事兒它都沒勁。要錢有什麼勁，不要錢吧，也沒勁。"
這部電影講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李慧泉，一個刑滿釋放的社會青年無法融入社會的故事，他在那個時代或許像個異類，但在今天，實在有太多不同程度的 " 李慧泉 " 了。
搶不到椅子，還有沙發
Landing 能夠被引起讨論，除了大廠人在小紅書有更多的互聯網話語權和關注度以外，究其根本是一個找位置的行為。而今天，每一個人都比以往更迫切想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的位置在哪裡？我要加入他們嗎？我為什麼顯得格格不入？" 幾乎每個人都在心裡問過這類問題。
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社會能提供的位置太少了，我們對位置的想象也極其有限。所有人都在玩搶椅子遊戲，音樂停止時，沒搶到椅子的人站在那裡很局促，覺得自己輸了。
一方面，" 畢業 - 進大公司 - 卷晉升 - 跳槽漲薪 " 這條路徑不再有普适性；另一方面，在突破舊有框架的嘗試中，人們又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和不确定。制度性的兜底欠缺，個體的試錯成本變高，用社會學家齊格蒙特 · 鮑曼的話說：" 我們要求個體來解決那些迄今為止一直由政府、國家和共同體解決的問題。"
人們當然可以努力提升自己，不斷跳槽尋找更好的機會，也可以徹底躺平。但這些都只是對現狀的被動反應，而不是對問題的真正解決。今天，人們對良好工作失去想象力，就像失去了對理想愛情的憧憬——不是不再需要了，是實在挑不出來，索性不要了。而對意義感的追問又被空前放大。
老實說，沒有一種工作能夠完全滿足我們對意義感的追求，因為意義感并不是外在賦予的，而是通過人與工作的互動、通過我們的行動和創造逐漸建立的。正如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區分了勞動、工作和行動：勞動是為了維持生存的重復性活動，工作是創造持久價值的活動，而行動則是通過與他人互動、在公共領網域中展現自我、創造意義的過程。
寫到這裡，我想到在一檔播客的早期節目中，聽眾來信問主播 " 如何在改變不了客觀環境下更好地做内心的自我建設，這樣矛盾地生活（既不滿又不願離開）是否是一種鴕鳥式的生活？" 類似的問題可以延展出很多，比如 " 工作沒意義感怎麼辦 "，" 幹什麼都提不起精神怎麼辦 "……
主播的回答影響了我很多年：" 融入真生活 "。去實施一些實實在在的行動，過一種真實落地的生活，而不是懸浮在空中，追求社會宣揚的物質、财富、成功、權力式的體面。
再次從大廠離職後，我來日本做滑雪教練。這件事非常好玩，因為你做的事情有沒有效果，學員有沒有學會、喜不喜歡，反饋是即刻產生的。
不再上班的這幾年，從自己偶爾接項目到拿到穩定客戶，從去新西蘭打工旅行到來日本做教練，沒有大廠的光環和背書，一切重新開始，而我甘之如饴。過去的工作經驗也提供了許多技能，而這些能力又被復用于全新的領網域。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人上班可能會猝死，但不上班是餓不死的。
上個月碰到一個新加坡學員，她得知我是中國人之後非常好奇：" 新聞裡說中國的失業率很高，這是真的嗎？"
我想了想回答道：" 就業和經濟情況确實不好，但是我認為，這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年輕人主動選擇不再上班，因為不想卷，不想把時間浪費在沒有意義的工作上。蛋糕不夠分了，原本的秩序在瓦解，大家都在自己想轍，摸索新的秩序，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
雖然個體很難對社會性問題給出解決方案，但至少我們可以開始質疑那些所謂的 " 标準 "，也可以開始行動，開始嘗試。或許當我們敢于想象和體驗更多的可能性時，新的位置就會慢慢浮現出來。辭職和不婚都是人們在用行動回應時代話題，某種程度上也是拿自己做實驗，蹚着水過一條全新的河。
意義感的根源在于重建秩序，自由并非單純地逃離或進入某個系統，而是摸索屬于自己的規則。人不是非要玩搶椅子的遊戲。椅子之外，還有沙發、秋千和吊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