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财經經驗：重新審視人性的基本假設，歡迎閱讀。
經濟觀察報 劉勁 / 文 在經濟和管理中，對人性的深入了解至關重要。這種理解能夠幫助我們洞察人們如何作出決策，以及如何對管理和經濟政策的調整作出反應，從而更準确地預判政策調整的最終效果。
同時，社會治理的核心目标始終是提升民眾的福祉，而福禍得失，民眾自有最真切的感知。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基于對人性的深刻理解，才能作出更為準确的評估。
在經濟和管理中，符合人性的政策，往往能夠取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反之，那些忽視人性的政策，往往效率低下，難以持久，甚至可能需要借助外力或暴力才能勉強維持。
人性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難以在有限的篇幅内講清楚。但我們可以問一個更力所能及的近似問題：在經濟和管理中，人性的基本假設應該是什麼？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儒家和法家是對社會治理影響深遠的兩種思想體系。它們之間最深刻的區别來自對人性的判讀。
儒家主張 " 性善論 "，認為人天生具有善良、仁愛的本性，出現違背良知的行為是因為受到外在的影響。孔子曾言：" 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也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王陽明說：" 心即理。" 既然人心本善，通過修養、教化、内觀，人類就能發揮高尚的品質。進一步，如果每個人都有仁善之心，社會自然能實現大治。
與儒家相反，法家則秉持 " 性惡論 " 的觀點。他們認為人性本惡。荀子曾言：" 人之性惡，其善者偶而為。" 韓非子說：" 人之性，如距其自然，莫不為惡。" 他們認為，唯有通過嚴刑峻法，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的惡，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
人性的基本假設
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這一話題自古以來便争論不休，歷經兩千多年的探讨，依然未能形成共識。歷代王朝的實踐表明，" 外儒内法 " 的指導思想普遍存在，可見兩種假設同時在起作用，區别在于性善是面子、性惡是裡子。
然而，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種缺乏明确結論的狀态顯然無法令人滿意，也說明從善惡的二分角度去分辨人性，可能并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
人性的基本假設應當是穩定且普遍的，不應随情境或個體的變化而波動。因此，我們需要尋找比善惡更為根本的假設，這些假設不僅能夠解釋社會現象、指導社會治理，還應該對善與惡的讨論有所啟發。或許，善與惡僅僅是人性表面的反映，而非其深層次的根本驅動力。
現代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是建立在一套 " 經濟人假設 " 上的，具體來說，假設人性是理性的、自私的、貪婪的。理性意味着人們能夠正确分析判斷信息。自私指個體在決策時主要關注自身利益的得失，較少考慮他人或社會的利益。貪婪是一種邊際狀态，人總是不滿足的，總是渴望獲取更多，即便已經擁有了很多。
在進行選擇時，個體基于對環境的理性分析，權衡成本與效益，旨在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盡管這些假設在初看之下可能遭到一些人的質疑，但若我們超越個體的差異，聚焦于人類的共性，我們會發現這些假設經得起考驗。由于人性的假設對解釋社會的理論、治理社會的方法有着關鍵的作用，我們還可以從這些假設的應用結果來反觀假設本身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假設，和善惡有一定關系，但又有很大區别。理性作為一個中性詞，沒有善惡之分。自私、貪婪看似似惡，因為這樣的人似乎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視甚至損害社會的利益。
有人會問，一個人人自私的社會，不會各自為政，分崩離析嗎？事實上，在這些人性假設的基礎上，再加上一些信息的條件，我們會像亞當 · 斯密一樣得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結論：正是由于自私和貪婪，市場裡每個人會努力為他人工作，提供他人想要的產品和服務，因為只有這樣自己才能賺取更多利潤。
這種 "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 的狀态，實際上實現了一種廣泛的社會利益，從而體現了 " 大善 "。全世界市場經濟的成功也證明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正确性，也從側面證明其 " 經濟人假設 " 起碼是近似正确的。
在這套分析框架下，人性并無善惡之分，關鍵在于經濟政策對老百姓福祉的影響。能夠提升老百姓福祉的政策，我們可稱之為 " 善 "；反之，若政策導致福祉降低，則可謂之 " 惡 "。
例如，盡管我們常有推行善事的願望，期望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甚至設想在一個大家庭中，無論能力大小、勤奮與否，都應享有同等的回報。然而，這種體制下，理性和自私的本性卻可能抑制人們的積極性，其結果是整體生產力的下滑，最終導致普遍的貧窮。
因此，改革的一個核心方向在于借助市場機制，為個體提供有效的激勵機制，讓能者多勞，多勞多得，老百姓的整體福祉也因此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來看，改革的成功正源于其政策與人性相契合。
再比如，在我國的教育制度中，孩子們的内卷現象日益嚴重，從小學起便深陷無窮無盡的考試競争之中。為了減輕孩子們的學業負擔，一種直覺性的做法便是禁止各種商業化的校外補習班，以期減少孩子們的學習壓力。
然而，在高考制度維持不變的前提下，升學競争的壓力并未有所減弱。基于理性和自私的本性，家長們紛紛尋求其他的教育輔導方式，比如一對一的私人輔導，從而催生了教育黑市的興起。
這種現象導致的結果是，課外輔導的價格不斷攀升（由于教育資源的稀缺和效率下降），富裕家庭得以維持更高價格的補習，而貧窮家庭則無法承擔這樣的經濟負擔，進而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差距。由此可見，治理教育問題不能僅僅依賴于直覺，而需要深入預判家長們對政策改變的反應，并基于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來制定更為合理和有效的政策措施。
現代經濟學的機制雖然看似不復雜，但不經過深入學習和思考，人們難以領會其精髓。經濟學的推理過程并非直接從假設到結論的直線行進，而是需要深入分析每個人的選擇，并考慮到這些選擇如何受到他人選擇的影響，最後得到一個市場的平衡結果。
若我們習慣于直接從假設得出結論，為了追求期望的結果，往往會陷入對人性過于簡化的臆測，如片面地将人性視為善或惡。
若我們假定人性本善，可能會過度強調教化，投入大量資源卻效果有限。社會的壓力或許能使人們在表面上表現得更為得體，但私下裡卻可能依然為私利奔波。而若我們假定人性本惡，事情就更加糟糕，我們可能會制定過于苛刻的法令，頒布過于嚴厲的懲罰措施，在維持了秩序的情況下扼殺了人的創造力和主動性。
只有在深刻理解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從簡單但真實的人性假設出發，設計出既符合人性又能有效運作的市場機制。目前看，現代經濟學是唯一一套既采納了簡單合理的人性假設，又建立了一套嚴密理性的分析體系的社會研究工具。若我們試圖繞過這一體系，就必須提出充分的理由來解釋為何這樣做。
" 經濟人假設 " 的修正
近些年，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傳統的 " 經濟人假設 "，認為其需要一些修正。首先，大量研究揭示了人的理性并非 " 完全理性 "，而是呈現出 " 有限理性 " 的特點。人的頭腦并非是一台超級計算機，有無限的存儲和無限的運算能力。相反，人的決策能力是有限的，常常會受到認知偏差和有限注意力等因素的影響。
因此，人們在做決策時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可能會出現一些錯誤判斷或決策偏差。這種認知上的偏差又有很強的規律性。例如，人們普遍表現出短視行為，過于關注眼前利益而忽視長期影響。同時，人們也表現出強烈的 " 損失規避 " 偏好，即對利益損失的厭惡程度往往超過對利益增加的追求，這導致在決策時更傾向于避免損失而非追求利益最大化。
其次，關于經濟人假設中的自私和貪婪觀念也需要重新審視。傳統觀念認為人們只關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忽視他人狀況。然而，現實情況表明，人們在關心自身福祉的同時，也會與他人進行比較。當自身狀況優于他人時，可能會產生慈悲心，願意放棄部分私利去幫助他人；而當他人比自己優越時，則可能產生妒忌心，努力消除這種差距。妒忌心不僅具有激發人們積極向上的動力，也可能催生破壞性動機，甚至導致人們做出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因此，妒忌心作為人性中的原始驅動因素，其強大的力量不容忽視。
經過心理學修正的 " 經濟人 " 更加復雜，也更真實：人是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卻受限于有限的注意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常常呈現出短視傾向和損失規避的特點；同時，人雖自私、貪婪，但亦不乏社會屬性，會與他人攀比，時而展現出慈悲心或妒忌心。
有人會問，面對這樣復雜的人性，我們在制定經濟和管理政策時如何才能照顧周全？一個方法是把這些人性特點抽成兩層。第一層是經典的 " 經濟人假設 "，這是基礎；第二層是對 " 經濟人假設 " 的各種修正。在設計經濟和管理政策時，我們可以用第一層搭建主要框架，強調人的理性動機，再利用第二層進行微調。
比如企業家在管理企業時，需要面對諸多挑戰與任務。然而，若按照人性的第一層假設來審視，激勵機制的設計無疑是重中之重。企業若無法做到獎罰分明，提供優于市場的薪酬，便難以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因此，有觀點認為，在管理實踐中，" 不談錢都是耍流氓 "。
在确立了合理的激勵機制之後，企業家在第二層才應關注企業文化的建設。這包括宣講企業的理想、願景和價值觀，同時根據員工的心理定式把員工向高效、理性、合作的方向推一把。
這種将人性進行層次劃分的方法在思想界早已有所應用。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便提出了需求層次理論，他将人的需求劃分為五個層次，從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按照馬斯洛的理論，人們通常需要在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之後，才會逐步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
簡而言之，馬斯洛的五個需求層次分别是：首先，生理需求，這是指食物、水、睡眠、呼吸等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基本需求；其次，安全需求，涵蓋了個人安全、穩定的職業、收入、住所及健康等方面的保障；第三，社交需求，也就是對友誼、家庭和愛情的渴望，以及對歸屬感的追求；第四，尊重需求，這包括自尊、他尊以及對于成就和社會地位的追求；最後，自我實現需求，這是指個體追求自身潛能的極限，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達到自我認知和個人成長的最高境界。
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自問世以來，受到了大量關注，獲得了很多批評意見和具體的修改建議，然而整體架構在長時間的讨論後仍被廣泛認可。若我們對馬斯洛的五層需求進行深入的概括與分析，不難發現其中的第一、第二層需求，即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可以視作人類在追求生存。而第三層、第四層需求，即社交需求與尊重需求，則更多地體現了人類對于愛與被愛的渴望。第五層可以看成是人在追求自由。
在經過心理學修正的 " 經濟人假設 " 中，所提及的有限理性、自私、貪婪、妒忌、短視以及損失規避等特質，都和人追求生存的動機有着強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經濟學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追求生存的過程中獲得最高的效率。盡管第三層到第五層的需求非常重要，但現代經濟學基本沒有覆蓋到。現代經濟學解決了基礎問題，但沒有解決所有問題。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人均 GDP 尚不足一千美元。那時，老百姓只關心一件事：找到工作，維持生計。因此，對于管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企業家而言，提供相對優厚的薪資和激勵性的獎金制度，便足以激發農民工們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然而，在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後，随着人均 GDP 突破一萬美元大關，人們的需求發生了深刻變化，" 愛與被愛 " 和 " 自由 " 逐漸成為人們追求的重要目标。如今，年輕一代已不再僅僅滿足于溫飽，他們有着更高的追求和期待。以前是老板炒員工的鱿魚，現在員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魚。這是因為年輕人已經基本解決了生存問題，他們邊際追求的東西不是更多的 " 生存 "，而是更好的生存和更多的 " 愛與被愛 "" 自由 "。
若企業家未能認識到這一變化，仍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思維模式，以為僅憑發放工資和獎金就能像操縱機器一樣驅使員工，他們肯定會不斷碰壁。
事實上，人性本身并未改變，但随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的需求會因環境的變化而發生巨大的轉變。因此，治理和管理的關鍵在于緊跟時代的變化，确保機制和政策能夠與時俱進，充分符合人性在當前發展狀态下的真實需求。
（作者系長江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