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教育經驗：英國劍橋：科技戰争最隐秘的角落，歡迎閱讀。
以下文章來源于衣公子的劍 ，作者衣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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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接到諾貝爾獎的電話，溫特爵士（Sir Gregory Winter）堅持說自己并沒有 elated（狂喜）。
我不信。直到我看了他的履歷。
作為一名卓絕的英國科學家，溫特有三次财富自由的創業經歷。第一家公司 Cambridge Antibody 開發了一代藥王 Humira，被阿斯利康 7.02 億英鎊收購。第二家公司 Domantis，賣給葛蘭素史克 2.3 億英鎊。創辦的第三家公司 Bicycle Therapeutics 後來在納斯達克上市。他憑科學貢獻被女王冊封為騎士，又是劍橋大學最強學院三一學院的院長。一生拿獎無數，榮譽滿身，如今端起 2018 年諾貝爾化學獎，沒有狂喜，唯有從容。
這才是人生赢家。中國人說的立德、立功、立言，溫特爵士都做到了。老爺子璀璨且多金的人生，映襯出一個鮮有人知的真相——動不動就 " 衰落的歐洲 "" 沒落的英國 "，但是在這背後，還有另一個英國，劍橋 + 倫敦是全球科技創富的聖地。
這裡有移動芯片之王 ARM，有橫掃人類圍棋冠軍的 DeepMind，有微軟第一家美國之外的研究院，現在你手機裡的 Siri 是蘋果在這裡收購的 VocallQ。亞馬遜的語音助理 Alexa，是收購劍橋的創業公司 Avi，就在劍橋車站對面辦公，一起的還有亞馬遜的無人機 Prime Air。對應美國矽谷（Silicon Valley），劍橋因為沼澤地，所以被稱為矽澤（Silicon Fen）。
而且，以 AI 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還不是劍橋最強的。作為我們這顆星球上，產學研結合最成功的區網域，劍橋 + 倫敦最強的領網域是，生命科學和 Fintech。
劍橋的科技創業可以提煉成這樣一句話：" 從 0 到 1" 打平矽谷，"1 到 10" 還算湊合，"10 到 n" 令人失望。這背後的原因令人由衷感嘆，科技創業第一靠科學積累，第二靠資源禀賦，最終牢牢和國運綁定在一起。
AI 寒冬
2019 年，" 機器學習之父 " 辛頓（Geoffrey Hinton）拿了圖靈獎，罕見地發了個推特。
辛頓說，萊斯 · 維拉提（Les Valiant，2010 年圖靈獎）當年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當研究員，住在 X 樓梯旁邊的房間。當時辛頓還是劍橋的本科，後來讀了研究生，辛頓也住了這個房間。萊斯 · 維拉提拿了圖靈獎後，告訴辛頓，這個牛逼的房間，圖靈本人也住過，很可能 1936 年的論文就是那裡寫的。圖靈的這篇論文開啟了人類的計算機時代。
一個犄角旮旯的樓梯間，就足夠定義劍橋在計算機和 AI 時代的地位。
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16 歲進劍橋，以計算機專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在成功做了一家遊戲公司後，立志要創辦一家人類智能公司。他要做通用人工智能，為此決定先去倫敦大學學院（UCL）攻讀神經科學博士，又留在 UCL 實驗室的蓋茨比計算神經科學中心做博士後研究。這個中心的創始教授正是辛頓。
這前後正是AI 寒冬，通用人工智能是一個令人恥笑的概念，如果一個教授說自己要研究通用人工智能，只會被學術界認為是妄人，是搞封建迷信，是缺乏科學素養。辛頓因為在美國找不到教席，才跑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苟着。
今天看，辛頓是 AI 的普羅米修斯，苦苦堅持，在老家英國和北美散布火種。
說劍橋 0 到 1 的生态不輸矽谷，最好的底氣就是 DeepMind。哈薩比斯和萊格，兩個劍橋同學湊在一起，要幹無人看好的通用人工智能。DeepMind 的名字很英倫，取自英國科幻小說《銀河系搭車客指南》中計算生命終極問題的超級計算機 " 沉思 " ( Deep Thought ) 。
哈薩比斯的天使投資人正是寫作《從 0 到 1》的蒂爾（Peter Thiel）。DeepMind 在倫敦紅紅火火的幹起來，請的技術顧問，是英國人辛頓，法國人楊立昆。
蒂爾把哈薩比斯介紹給貝寶黑幫（PayPal Mafia）。南非人馬斯克和英國人哈薩比斯一見如故，邀請他來 SpaceX 看火箭。發生了一段影響深遠的對話。
哈薩比斯問馬斯克，搞這個幹嘛。馬斯克說，人類會毀于世界大戰或者小行星撞地球，我要把人類送去火星。
哈薩比斯說，老馬，你知道還有什麼會毀滅人類嗎？我告訴你，AI！
馬斯克沉默了一分鍾。不久，他也投資了 DeepMind。
有一天，DeepMind 給幾個投資人發視頻展示公司成果。馬斯克、諾塞克這幾個貝寶黑幫正好在私人飛機上看，馬斯克當時的好基友拉裡 · 佩奇（Larry Page）非要蹭着看。這一刻，命運的輪盤轉動了。
佩奇包了一架飛機，Google 高管組團直奔倫敦要收購 DeepMind。
寒冬解封
AI 的寒冬持續了很久很久。直到 DeepMind 開發的 AlphaGo 橫掃人類圍棋冠軍，寒冬解封，忽如一夜春風來。
可以說，沒有這家倫敦公司的承前啟後，就沒有今天的 AI 盛況。但是大多數人，只知 Google，不識 DeepMind。這正是劍橋倫敦的命運縮影。
哈薩比斯不想賣身，創立 DeepMind 之初承諾員工，至少獨立發展二十年。
作為 "0 到 1" 比肩矽谷的科技創業聖地，劍橋的死穴在于，英國 6000 萬人的市場太小了。
當時 DeepMind 成立三年，技術突飛猛進，但是沒有收入。兩位劍橋創始人無奈感慨，我們留不住人。要麼賣掉，要麼就死。
亞歷克斯 · 格雷夫斯這樣的得力幹将，在 DeepMind 的年薪竟然只有區區 10 萬美元，而同一時期 Google、Facebook 在全世界搶奪頂尖人才，每位研究員的年薪輕輕松松開到幾十萬到幾百萬美元。沒辦法，美國互聯網搶占幾十億人口規模的市場，靠賣廣告日進鬥金，這點花銷不算什麼。
馬斯克還想聯合貝寶黑幫收購 DeepMind，但是在财大氣粗的 Google 面前，只是螳臂當車。甚至，Facebook 開價比 Google 還豪爽，兩位劍橋創始人如果選擇扎克伯格，套現的金額多一倍。
科技和商業有無比殘酷的一面，搶占規模最大的市場，形成豐沃的現金流，買下最有創意的後來者。于是，英國栽樹，美國摘果。
這樣看，不斷誕生一個個 DeepMind 是劍橋的驕傲，不斷賣掉一個個 DeepMind 又是劍橋的宿命。
Google 用 6.5 億美元，收購 50 名員工的 DeepMind。蘋果 1 億美元買下劍橋 VocallQ，重新做 Siri。微軟 2.5 億美元收購兩位劍橋畢業生創辦的 SwiftKey，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市場規模 + 商業模式這個死穴，成了劍橋的隐形天花板。體現為，在劍橋 - 倫敦科創圈，AI 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只排第三。
排第二的是 Fintech，得益于倫敦是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歐洲最大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公司 Revolut 就在此。
而排第一的，是生命科學。各方面條件又更好一些。
不僅資源最頂級。全球 QS 生命科學與醫學排名前十占了四所（牛津、劍橋、帝國理工、UCL），培養的諾貝爾科學獎世界第二，人類在這裡發現了青黴素、DNA 的雙螺旋、單克隆抗體。
而且生命科學的商業模式對英國最友善。英國有世界上最大的綜合醫療系統，阿斯利康和葛蘭素史克兩大巨頭。
百舸争流
科技創業是百舸争流，但最終百川歸海，勾勒出一個個國家的際遇。
由于宏觀環境，衣公子也和很多人一樣社會性抑郁。有一次和好朋友基金經理今泊世喝酒，他的一句話給我很多安慰和啟發。他說，英國、美國的崛起花了一百多年，但當你去看這一百多年，其實也沒什麼智力品格超群的傑出領導，大多數時候是庸人，經常出很糟的政策，甚至開倒車。所以，一個國家最終會發展到什麼地位，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這個國家的禀賦。
劍橋走過彎路。
二戰結束，百廢待興。大不列颠還有日不落帝國的臭脾氣，最瞧不起美國的 " 實用主義 "。學術界對商業化反感，甚至為了維護大學的高潔，劃紅線，在學校 12 英裡内禁止企業展業。60 年代，英國威爾遜工黨政府提出加強大學在國家產業活動中的創新貢獻，劍橋帶頭消極抵抗。
60 年代，矽谷問世，以斯坦福大學為核心的產學研結合，成果頻出，把美國的領導力推向高峰。英國紳士終于看清現實，放下驕傲，迎接未來。
1968 年，劍橋大學小組委員會提交著名的莫特報告，學習矽谷好榜樣。70 年代初， 由三一學院拿出自己的土地，劍橋科技園 ( Cambridge Science Park ) 誕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科研成果轉化。
拼多多市值超過阿裡的那一天，久未發聲的馬雲在内網發帖：誰都牛過，阿裡會變。
劍橋 " 從 0 到 1" 比肩矽谷，靠的是在教育、商業網絡幾百年的積累。1 到 n 表現失望，是一個隐形天花板，那就揚長避短。先要打赢歐洲。和德國比，英語普及度高，更接近全球市場。英國法律對創新更寬容，對比之下，法國的法律被認為對企業太 " 兇 " 了，法蘭西太愛罰款。
然後，要把 Fintech 和生命科技的優勢打到極致。比如，倫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要守住，這些年英國對數字銀行、加密貨币都非常積極。生命科學的政策更是綿綿不斷，從 " 八大技術和戰略產業 "，到 MedCity 計劃，致力打造 " 世界生命科學之都 "。是英國名片，是江湖地位。
劍橋科創那麼硬，但是中國人感知少，原因在于英國已經放低姿态，順應規律。劍橋常住人口 12 萬，卻孵化了 20 家獨角獸。劍橋初創公司三年後存活率高達 80%，劍橋大學衍生公司五年後存活率高達 92%。有一句話叫做，Cambridge is a low-risk palce to do high-risk things。靠譜，劍橋的硬科技創業項目，前面是頂級科學家層層驗證，大學保駕護航，後面是全球巨頭都在劍橋建立前哨站，盯着收購。
最近我愈發覺得，國運——是一個太過宏大的詞，難以參透，但容易看透。不要局限在短期的波折，要多看長期的國家禀賦。有關國運，我覺得最好的态度是，該幹嘛幹嘛。
最近衣公子見了很多朋友，喝茶，喝酒，那些積極樂觀狀态好的，都有這樣一個特點，面對當下的困難，少談抽象的概念，多解決具體的問題。比如，
（1）產能過剩。一個朋友就跑到墨西哥，在中國造到 90%，運到墨西哥造 10%，貼個标，美國人照樣買買買。
（2）國内太卷。國内遊戲行業這幾年真卷，那就利用中國的遊戲產業鏈，造的遊戲只在東南亞和中東賣，把 " 買流量，搞抽獎 " 這些中國玩剩下的搬過去，悶聲發大财。
（3）環境多變。去做确定性高的 " 一帶一路 "，沿途國家一個個聊，你只要提訴求，中國沒有搞不定的，把國内過剩的產品、技術、產業鏈、大廠人才全怼過去，雙赢。
（4）中國缺 " 從 0 到 1"。一個朋友從前在矽谷盯着實驗室裡的華人學子薅，現在美國太針對了，不講武德了。那就去劍橋想辦法把路走通。
這也是我最近給朋友的建議，去解決一個個問題，對中國的信心，來自 14 億統一大市場，極度重視教育，極度勤奮，完善的工業基礎。剩下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該幹嘛幹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