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技經驗：進入太空的人類，該用什麼語言交流？，歡迎閱讀。
目前，地球上有7164種人類的語言正在被使用[1]，這一數字正随着瀕危語言的滅絕而減少着；截止至2024年2月，共有來自47個國家的681人去過太空[2]，這一數字正在随着更多不同國家的宇航員進入太空而逐漸增多着。
本文從這些數據裡似乎看到了語言生态的兩種走向，它在地表滅絕，又在地外生長。在語言學家們試圖回答"當一種語言死亡時，我們失去了什麼？"時，本文提出了"當一種語言進入太空時，對我們意味着什麼？"的問題。
目前太空中有五種主要用語，分别是英語、俄語、中文、法語和日語。國際空間站（ISS）和中國空間站的運行，是造成這一太空中的語言現象的直觀原因。
英語和俄語是ISS上的官方語言。ISS由五個航天機構合作維護：NASA（美國）、Roscosmos（俄羅斯）、JAXA（日本）、ESA（歐洲）和CSA（加拿大）。其中ESA的官方語言包括英語和法語。所有國家的宇航員在登上ISS前，都必須接受英語和俄語的雙語訓練。而不同于以往幾代人類空間站慣用的英文和俄文标識，中國空間站核心艙的操作界面采用的是全漢字标識，中文是中國空間站上唯一被使用的語言。
如何确定太空中的官方語言？為了判斷這一問題，必須回溯1970年代載人航天的歷史。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Apollo-Soyuz Test Project (ASTP)）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國際載人航天飛行。1975年7月15日，一艘搭載三名美國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發射升空，并在兩天後與一艘搭載兩名前蘇聯宇航員的聯盟飛船對接。
在開發聯合計劃的過程中，溝通技術成為了首要解決的内容。所有的會議與檔案都必須用雙語準備，工作人員編撰了專門的英/俄詞匯對照表并第一次标準化了任務用語。兩國飛行乘組在發射前必須接受對方國家語言的訓練，以便在任務中能理解并回應對方的話語、進行正常和應急行動的語音通訊[3]。
雙方互換語言不僅解決了技術層面上的溝通難題，也是國際間和平合作的重要象征。在執行任務時，為了向對方表示禮貌，俄羅斯人會講英語，美國人講俄語。在緊急情況下，每個團隊會恢復使用自己的語言[4]。
為了克服語言障礙，在訓練期内宇航員們必須每天學習六到八個小時的外語。一個截至1975年7月15日的ASTP美國宇航員培訓總結表格顯示了三位宇航員均在學習俄語上花費了最多的時間。這示意着語言訓練在國際太空任務中被确立的重要地位，并作為了一項常規訓練延續至今。
語言也成為了篩選宇航員能力的重要标準，參與這次任務的美國宇航員唐納德·肯特·斯雷頓（Donald Kent "Deke" Slayton，1924—1993）在與39位候選人競争成為ASTP機組成員時，清晰地意識到了"掌握一些俄語知識同樣可能提高他被選中的機會[3]。"
截至1975年7月15日的ASTP宇航員培訓總結表格，圖表截取自書籍"The Partnership:A History of the Apollo-Soyuz Test Project"
目前，為了去往國際空間站，宇航員必須至少接受一門外語的訓練。如果宇航員來自非英語國家，那麼他必須同時學習兩門外語。例如JAXA的日本宇航員在基礎培訓中，需要接受英語、俄語各200小時的訓練，語言訓練依舊是所有的培訓項目裡耗時最多的[5]。這不禁讓人發問，當一個國家的宇航員必須比另一個國家的宇航員多付出幾百個小時學習另一種語言時意味着什麼？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先研究一下地表的語言生态，因為太空中的所有問題似乎都是地表曾經發生過的問題的平行重演。英語是在全世界範圍内被使用最多的語言，首先是由于英國的殖民主義、國際相互依存、技術、交通、通信和商業的"革命"。後來又因為美國成為了當代世界的主要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而美國也使用英語。
羅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Henry Lawrence Phillipson）将其定義為英語帝國主義："通過建立和持續重新構建英語與其他語言之間的結構和文化不平等，來斷言和維護英語的主導地位[6]。"
這一定義也可以直接套用在太空中。在太空船上使用哪種語言取決于誰有能力制造并最先登上那艘船，而以"客随主便"原則，後來者為了登上同一艘船則不得不遵循前者的語言習慣。在太空中存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邊緣化，這是由科技實力、準入太空的權利以及規則的話語權所決定的。在國際空間站的語言情形，可以看作是對太空語言政治的縮影與表述[7]。
如果絕大多數的科研資料、航天器上的操作說明、工作在這個領網域裡的人都使用英文，那麼外來者為了被這個領網域接納，最實際的方式便是使用同一種語言。因為運作結構及習慣、文化的差異不對等确保了比起其他語言，使用英語能夠持續獲得更多的資源，并惠及那些精通英語的人[6]。
而随着航天領網域的逐漸壯大，越來越多新加入的人将會使用同一種語言，不斷地維護着"通用語言"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地造成太空科技與特定語言的綁定，從而輔佐着信息、技術的壟斷。
語言在太空中之所以極其重要，原因有二。其一與形式有關（語言作為傳遞思想的媒介），其二與内容有關[6]。所以，在了解了太空中的官方語言是什麼以及其确立的原因之後，比起那些被标準化了的任務用語，本文更關心語言作為一種中介或手段，在太空中還表達了什麼其他内容？
1961年11月15日，詩歌《給一個太空探測者》（For A Space Prober）被蝕刻在衛星（TRAAC）的儀器面板上，發射到了距離地球600英裡的軌道。這是第一部離開地球的文學作品，由耶魯教授托馬斯·戈達德·貝爾金（Thomas Goddard Bergin，1904—1987）撰寫：
從時光朦胧的開端起，
奧林匹斯的神靈們
因憐憫、憤怒，有時是歡笑，
不斷向地球的兒子們傾瀉
豐富的武器庫。
冰雹和宙斯的責難雷聲，
星座間遙遠的指示：
是的，天上的神明親自俯下，
陰沉地尋求奇迹或轉世。
地球及其子孫耐心忍受，
（别無選擇）歲月流逝
在試煉與勞動中準備反擊——
如今輪到人類敢于攻擊天空。
不要害怕，不朽者，我們原諒你們的過錯，
當我們來奪取我們應得的位置時
只是為了報答你們所賜的恩惠
并用人類的愛溫暖太空的寒冷[8]。
不難猜測到，太空中的第一首詩歌是首英文詩，而英語帶着西方文化的神話、歷史、宗教、思想、宇宙觀最先去往了外層空間。需要先澄清的是，本文并不認為"最先"一定是"最好"的，這一思維邏輯需要被格外警惕，因為它迎合了西方長久以來的殖民主義，即通過發現新大陸（最先去往太空）宣示領土主權。
但我們确實需要留意下誰最先将、以及為什麼将文化内容送往外太空，因為在太空中有一種與地表的新殖民主義類似的東西。殖民不僅依靠"肌肉"，更實質的争奪是通過意識形态、政治、經濟、文化的引導，從而控制資源的。語言作為人類一切活動的首要介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後的十幾年間，在太空中出現過的語言不過是寥寥幾種，皆為太空強國的使用語。1977年，這一數字被極大地拉高，55種不同語言和方言的問候語被刻錄在《黃金唱片》中，随着旅行者1号、2号宇宙飛船升空，向外星文明傳達地球文化和生命的多樣性。然而，在沒有發現外星文明之前，使用何種語言在太空中與地外文明溝通的企圖或擔憂都毫無意義，如果有任何意義，也只存在于地球人的比拼之中。
這個由卡爾·薩根提出的科研項目，卻更像是一個文化、藝術項目。多國語言因為文化、藝術目的被美國首次帶去了太空，而并非因為這些國家真的具備了航天科技的實力。太空中語言的多樣性是一種美好又虛幻的努力，它們被允許去往太空的原因，就如同萬國工業產品博覽會，擁有壟斷能力的文明（國家）以科學或知識傳播為理由，對世間奇異物種的多樣性收羅展示。世界大同的"美好大餅"下，掩蓋的是資源壟斷的實質。
旅行者号搭載的《黃金唱片》
為了提高人們對太空探索的興趣、擴展國際影響力、實驗科技與文化的結合等多種理由，有許多航天機構曾向全球公眾征集文學創作，如JAXA在2006年發起的"宇宙詩鏈"（Space Poem Chain）活動，參與者被要求按照規定的文體格式用英語或日語撰寫短詩，入選的短詩會被錄制在DVD上并發射至國際空間站上的Kibo模塊中。該比賽的選擇與翻譯機制非常有趣："如果其原始語言是日語，将被翻譯成英語；如果是英語，則翻譯成日語。請理解，我們不接受任何關于選擇和翻譯過程結果的異議或上訴[9]。"
2013年，NASA的"去火星"（Going to Mars）活動發起了和該火星探索任務相關的詩歌創作比賽，所有條目都必須遵循俳句的經典三行結構。刻錄了一千多首入選俳句的DVD已經随着MAVEN飛船去往火星[10]。雖然NASA力求讓該項目全球化，但該比賽主要面向能夠用英語表達的參與者。
這與前文提到的"宇航員為了進入太空必須學習外語"的情況很相似，前者代表了太空中的語言實踐，而後者的詩歌案例則代表了太空中的文化實踐，即在太空競賽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的文化、歷史、宇宙觀為了進入太空，即使是極其民族化的叙事，也必須被規範成太空強國的語言，這種趨于強迫性的權威化轉型将多樣化認知方式塗抹掉了的同時，無疑壓抑了其他的認知方式[11]，使得人們無法看到本土語言在當今的太空叙事裡的全部潛力。
是否有必要讓更多種語言進入外太空，如同是否有必要保存地表更多語言。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各種語言不可化約的多樣性，除了其自身之外，不能化約為任何東西，沒有任何兩種語言能夠充分相似到表述相同的社會現實的地步[11]。
這也如同物種的多樣性。我（徐冰）在與康奈爾大學植物園園長克裡斯托弗·鄧恩（Christopher P.Dunn）先生的交談中收獲了一句有價值的話"當今語種的消失速度與物種的消失速度是一樣的。"在地球誕生初期，植物種類不斷增加；在人類文明誕生初期，語言種類也在增長，待數量到達峰值後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
如果做簡單類比，人類所及的外太空之處，似乎是處在一種文明誕生初期的階段。從而本文關注到用什麼方式讓更多種語言進入外太空？邊緣國家選擇依靠自身而非太空強國，将其語言、文化送往外層空間付出過怎樣的努力？太空藝術的作品為本文提供了回答這些問題的案例，延續了前文提到的有關"語言作為一種中介或手段，在太空中表達的文化内容"這一考察方向。
墨西哥藝術家胡安·約塞迪亞斯·因凡特（Juan JoséDíaz Infante，簡稱JJ）于2010年設想将一個易拉罐大小的衛星"Ulises-1"送上太空，但在這個想法出現的時刻，墨西哥還沒有像NASA或Roscosmos那樣的太空設施。到2010年7月，這個國家才成立了墨西哥航天局（Agencia Espacial Mexicana）。
JJ受到了俄羅斯發射的世界上第一顆衛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的啟發，認為它具有某種"詩意的能量"，打算将其在"Ulises-1"身上延續下去。這顆衛星的技術任務包含傳送11首由不同藝術家創作的聲音作品，以及一句用摩斯密碼編寫的太空問候"我愛這條路"（西班牙語：yo amo el camino）至外太空。
"我愛這條路"摩斯密碼，原文yo amo el camino
藝術家Hugo Solís将使用"Ulises-1"的數據創作聲音作品《空虛》（Void），圖片截取自書籍"Ulises I"
改變當時墨西哥政治狀況的緊迫性，使"Ulises 1"從誕生起就擔負着科技探索以外的任務。2006年12月1日，墨西哥上任了新總統。幾乎在十天之後，墨西哥便開展了大規模部署聯邦軍隊打擊販毒集團的"米卻肯行動（Operation Michoacán）"。
墨西哥平民對這項長期行動的态度是，在支持自衛團體保護社區的同時又對政府采取的方式所造成的暴力循環感到不滿。這顆衛星有可能成為應對這種混亂現實的一劑解藥。如果僅靠民間力量将一顆藝術衛星發射到太空中去，将引導現狀向可改變的方向發展。
"Ulises-1"衛星
因為JJ在一個不生產衛星的國家網購衛星零件，VISA接線員通知他，"您的卡因可疑行為已被暫停使用"。為了解凍，他必須先将情況上報給美國國防部，再與VISA溝通。美國國防部已授權出口技術，但前提是必須保證"Ulises-1"不會為任何與美國為敵的國家服務。
借助美國和日本技術發射一顆衛星，費用在10萬到15萬美元之間。為此JJ團隊一直在尋找資金，但從未兌現，發射日期不斷推遲。2014年，在國家天體物理、光學和電子研究所INAOE（Instituto Nacional de Astrofísica，Óptica y Electrónica）的承諾下，"Ulises-1"的發射計劃似乎有望實現。然而，2015年12月，INAOE通過内部命令取消了付款決定，錯過了JAXA火箭的發射視窗[12]。
該項目的成員曾表示"甚至只是在太空中播放兒歌‘Daisy，Daisy，I'm half crazy，all for the love of you’都無所謂。重要的是，它可以向世人證明墨西哥不只是一個泛濫着毒品和暴力的腐敗國家[12]。"在這個項目中，西班牙語"yo amo el camino"試圖去往太空是為了通過科技的手段和新進程證明墨西哥的地表現狀是可以被改變的。
這個構思于2010年的太空藝術計劃，從最初的烏托邦幻想，在一次次的模拟中既向着現實貼近，又被現實所阻礙，再次印證了弱國必須依賴太空強國才能獲得航天技術的現象，以及太空科技被壟斷的事實。
實際上，不僅是現狀，過去也同樣可以被科技改變。喬安娜·格裡芬（Joanna Griffin）于2008—2010年在印度班加羅爾領導了"月球車"項目（The Moon Vehicle project），響應了2008年在班加羅爾組裝并發射的"月船一号"（Chandrayaan-1）航天器的任務。
該項目是一個跨學科對話的載體，格裡芬邀請了居住在發射場附近的學生與參與了"月船一号"任務的科學家對談，探讨了當航天器前往月球時會發生什麼，詢問地球和月球因此發生了什麼變化，誰被包括在這次旅程中，誰又被排除在外？格裡芬認為通過航天器任務的幹預，月球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太空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對月球進行了新的翻譯，文化、意識形态甚至是社區個性都介入了這一過程[14]。
語言去往太空，不僅僅是國家的科技、政治志向、發展程度和權力關系的體現，也在某種程度上關乎民族的歷史能否綿延不絕的一種去處。
"Chandrayaan"這個詞來自梵語，其中"Chandra"意味着月亮，也是印度教神話中的月亮神，"Yaan"表示航行器或車輛。印度試圖在航天器的命名中将民族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的太空科技探索圖景，這一做法并不少見，從"玉兔号"（此探測器的官方翻譯是拼音Yutu，而非英文詞組Jade Rabbit）可以看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底蘊、從"阿波羅号"（Apollo）可以看見美國的開拓進取精神。
每個民族都用自己的語言描述了宇宙的漫長歷史，但當今的太空科技使得那些過去的經驗和情懷變得陳舊且割裂。如果某些民族的宇宙觀無法真的借助科技進入太空，那麼它們在地球上也會被逐漸邊緣化，一不小心，傳承了幾千年的有關星象、宇宙的文化遺產便會被另一個國家的太空叙事取代。
藝術家張文超于2024年借助《徐冰藝術衛星創作駐留項目》創作了《90分鍾的宇宙觀》，他認為與各民族對外太空的想象最具有直接關系的是影像而并非語言，語言是對這些直接經驗整理後的一套記載模式，為後人檢索歷史提供了方便。
所以，語言在他的工作流程中只是一個起點，他收集了全球各地的與太空想象有關的文學、地理、天文、歷史、神話的文本，并将這些文明遺產與SCA-1号藝術衛星繞地球的航迹坐标和星下點軌迹對應，融合藝術家的處理、動畫和AI影像生成，混合剪輯成一部可以正序或倒叙随機播放的數據電影，衛星飛行軌迹是驅動作品的播放器與時間線。
盡管各民族的宇宙觀豐富多彩，但張文超認為目前的太空科技和媒體環境将這些文明遺產概括成了某種單一、扁平化的範式。通過整體性視角觀察到不同國家宇宙觀的巨大變化是藝術家想達到的效果。在這個作品中，所有的文本直接來源于被記載的文明史，通過數據集對結構化信息的觀察與整理，人們可以從個人經驗和視角中跳脫出來，并體驗到技術帶給我們的一種整體性觀看。
當我們在同一條衛星的運行軌迹中審視不同國家的宇宙觀時，扁平的叙事結構被分解，巨大的差異與豐富性體現了出來。
《90分鍾的宇宙觀》，互動程式，展覽現場，張文超，2024，圖片©張文超
物種的生存最終取決于人類能否在地球之外生活，這仍然是與航天領網域最密切相關的人們的核心信念，而民族的生存與文明延續息息相關，這似乎是各國要争先恐後地将自己的文化融合進太空叙事中的原因。語言在此依舊重要，民族的文化無法脫離開特定的語言而生存，因為語言的消失是思想、認知方式以及關于世界和人類經驗讨論方式的侵蝕或滅絕[15]。
語言在形成的初期造成的不同，導致了各民族對事物看法的分歧，而文明的不斷進展則成為了掩飾這些分歧的偽裝。每個民族都用自己的語言反復證明與強化自己的文明，這其實是動物生存的本能。太空中這些有關語言、文化的"圈地運動"實質上是地球文明進程在太空中的重演，延續了地表文化争奪戰的慣性。我們希望太空是下一個能傳承人類文明和歷史的疆網域，所以即便這文明是一個沉重無比的包袱，我們仍然心甘情願背負着它去往太空。
本文作者徐冰曾通過作品讨論了這些文明的包袱在太空中存在的必要性，我們于2021年用一顆在軌退役衛星"瓢蟲一号"的冗餘拍攝了《衛星上的湖泊》，這部3分7秒的影片成為世界上首部拍攝于外太空的定格動畫。
"瓢蟲一号"衛星有一個面對星辰大海播放影像的螢幕，并配有一個自拍相機。這顆一天繞地球16圈的衛星，可以将動畫靜幀畫面與包括地球在内的太空狀态同框拍攝下來；一個背着包袱在太空中奔跑的"标準人"，當其處于不同國度上方時，從包袱中掉落的文字種類會随之改變，嘗試與星下點軌迹經過的不同地網域的語言互動。
《衛星上的湖泊》，定格動畫，靜幀，徐冰，2021—2023，圖片©徐冰工作室
《衛星上的湖泊》提供給衛星拍攝的靜幀，畫面内容為到達不同國家掉落的不同語言文字，圖片©徐冰工作室
這件作品一共包含了56種語言、方言，排除已經去過太空的國家的官方語言和《黃金唱片》中攜帶的語言，本文在查閱資料時驚奇地發現仍有29種語言是第一次出現在太空中。
但這一有關"多種語言借助藝術作品首次去往太空"的成果是後知後覺的，而并非藝術家在創作時刻意安排的，這一點與《黃金唱片》不同。作品中語言的選擇僅僅與衛星運行時經過了哪些國家的"星下點"有關，這也反映出我們正在面對的現實：成千上萬顆衛星被發射到太空中，它們無差别地飛過各個國家的頭頂，但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不具備航天實力，無法參與到新太空時代的建設中。
這部定格動畫中的主角是作者過去作品《地書》中的"标準人"。《地書》是2003年起持續進行的一個藝術項目。作者用搜集來的圖示編纂了一本書，不論讀者是何種文化背景或教育程度，只要他是卷入當代生活中的人，都可以釋讀。幾乎人類所有文字最早都是象形的，但由于發音的特殊性，西方語系很難發展象形屬性，象形就慢慢消失了。
中文是在今天仍然活着的、被使用的象形基因的文字。我們是一個讀圖的民族，進入了太空時代，在中國載人空間站上，仍然在使用圖畫元素的古老的符号表達和交流，讓人有一種時空穿梭的奇異感。
我（徐冰）曾表示過，圖示有成為國際溝通便捷方式的潛力，因為它與人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事物、圖景直接對位，而無需與不同語詞對位，這建立在不同民族的人感知事物共通性的基礎上，特别是在工業文明标準化生產以來。Emoji和标識系統在全球範圍内大受歡迎的現象，反映了全球化對一種有效、便捷的溝通方式的需求。
實際上，藝術家在這一條路上的工作記錄，遠沒有科學家們豐富。歷史上嘗試設計與外星文明通信的星際語言時，圖示、符号是很多科學家都認可的信息載體。約翰·卡爾·弗裡德裡希·高斯（德語：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ß，1777—1855）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他也是首位計劃向外星生命發送消息的科學家。他建議在西伯利亞苔原上制造一個巨大的等腰直角三角形，在三角形的邊界上種植樹木，并用小麥填充内部空間。盡管設計簡約，但高斯的這個提議可以向外星文明展示人類已經掌握了大規模的農業以及基本的數學、幾何和邏輯。
奧地利天文學家約瑟夫·約翰·馮·利特羅（Joseph Johann von Littrow，1781—1840）也曾提議用幾何信息與月球居民溝通。他的計劃是在撒哈拉沙漠挖掘巨大的溝渠，并在這些溝渠裡澆灌煤油後點燃。外星文明從太空中便可以看到這個巨大的燃燒着的圖形[16]。
在大地藝術出現的兩個世紀以前，高斯和利特羅就已經具備了創作大地藝術的思維，但他們的計劃都未曾實施。似乎對于科學家們來說，這些有關從太空中觀看地面圖形的奇思妙想，更像是活躍會議氣氛的娛樂遊戲，而并非他們需要嚴肅對待的主業。多年以後，不是科學家而是藝術家獲得了相似的想法并将其付諸實踐，不同的是，作品的觀眾是地球人而非外星人。
以熒光兔子作品和太空藝術而全球聞名的生物藝術家，也是《徐冰藝術衛星創作駐留項目》的參與藝術家之一愛德華多·卡茨（Eduardo Kac）自2009年起開始了一項名為"拉谷歌字形"（Lagoogleglyphs）的項目——通過衛星觀看的太空藝術。他在地面上制作了巨大的馬賽克圖形，這些圖形可以親自體驗或是通過谷歌地圖（衛星視圖）來觀看。
這種跨越世紀的巧妙聯動，展現了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拉扯關系，對應了前文《誰有權将什麼放入外太空？》裡特雷弗·帕格倫對太空藝術存在意義的解釋："重點是，這個項目（《軌道反射器》）的目的，就是要做出那些使之成為可能的行業不會做的事情。"
Lagoogleglyph III，Eduardo Kac，2018
有人認為，圖示被優先用于星際消息是因為它們極大地減少了與符号相關的解釋難度，并且它們有着至少3種明顯優勢：信息密度高、抽象程度低以及對人類視覺認知的共性。然而，即便是圖示，也做不到完全客觀，不可避免地都帶着地方化的偏見，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假定外星接收者也具有藝術衝動[16]。
我們知道《地書》的圖示語言只在地球範圍内起作用，在外太空是無效的，所以《衛星上的湖泊》這件作品雖然是在太空中拍攝的，并且包含了各種對語言的探讨，但它并非意在與外星文明溝通，讨論的還是地球上的問題以及人類的局限。
除了圖形與标志，科學家們還曾試圖設計一種全新的宇宙交流語言，如蘭斯洛特·霍布恩（Lancelot Hogben）的"Astraglossa"和漢斯·弗洛伊登塔爾（Hans Freudenthal）的"Lincos"。這些全新的語言必須能夠自我解釋，将普遍的知識編碼在一個符号系統中，并使用這一符号系統構建越來越復雜的陳述，因為"必須設計出本質上能被理解的信号[16]。"
1974年，為了慶祝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完成改建，阿雷西博信息（Arecibo Message）以距離地球25000光年的球狀星團M13為目标，通過調頻無線電波被廣播到外太空。該信息共有1679個二進制數字，将其排列成73行23列的矩形時，會出現一幅類似馬賽克鑲嵌畫的圖樣。這條信息一共包含了7個内容：數字、DNA元素、核苷酸、雙螺旋、人形、太陽系以及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
阿雷西博信息以73行23列排列
與外星文明溝通時，由于遠距離傳輸時間成本極高，沒有重申或解釋信息的餘地，所以信息往往會被設計得十分簡潔，僅僅包含必要的内容，避免會產生歧義的復雜信息。
科學家們的這些工作建立在語言的兩種基本構成之上，即字元與讀音，而他們的實驗結果卻諷刺地證明了正是字元和讀音限制了溝通的有效性。當他們把自己的工作成果展示給朋友，讓朋友們猜測信息的意思時，結果往往不盡人意。如果人類之間都無法完全準确地理解這些"星際語言"，外星文明又如何能理解呢？
如果真的存在外星文明，那麼太空中的語言将不再遵循跨語際實踐，而趨向于跨物種傳遞。但我們實在是無法用"去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想象除了五感之外的信号接收方式，我們甚至無法理解與我們生活在同一顆星球上的絕大多數物種的交流方式，如果外星文明并非通過視覺（閱讀）和聽覺（溝通）來交流，人類語言的概念在太空中也将失效。
世界上之所以有這麼多紛争，也是因為人類的語言充滿了不确定與誤解。如果我們不再需要通過說話或影像進行交流，而可以通過意識直接了解彼此的想法，甚至是共享一個透明的集體意識，語言或許将成為歷史，這似乎也是人類向更高等文明物種進化的必然趨勢。
本文想以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裡的一句話作為結尾：
我語言的極限意味着我世界的極限[17]。
語言這一概念在太空領網域發展出了更多的意涵。太空中的語言政治是：1、地球問題的映射；2、人類思維、想象力的邊界。它不僅僅關乎于太空強國與弱國之間的權力關系，也不僅是對科技實力的側面證明，它讓我們從科學以外的面向觀看到了各民族文明存續的願景。
這些與文化相關的内容超越了短短百年的太空科技發展史，讓我們回憶起數千年來不斷演變的各民族宇宙觀的相互關聯性以及身份認同性，并攜帶着這些記憶望向比未來更遙遠的時空。通過探讨語言概念在星際交流間的轉變，地球上個體的現代人類之間的差異被壓縮，讓我們以"智人"這一物種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中心主義在更廣闊空間中的局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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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arrison，K.David.When Languages Die: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and the Erosion of Human Knowled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6]Oberhaus，Daniel.Extraterrestrial Languag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9.
[17]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60.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号：理想國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徐冰、王鍾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