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學經驗：如何避免反烏托邦思維，歡迎閱讀。
©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利維坦按：
記得有一次參觀完一座寺廟，對裡面極為粗鄙豔俗的偽古迹感慨的同時，忽然想到，再過幾百年，這些劣質的東西也會成為真正的古迹——未來的人們會怎麼理解當下我們所處的時代呢？
這樣考慮問題，也是一種與未來連接的方式。反烏托邦作品不勝枚舉，小說如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扎米亞京《我們》，電影《V 字仇殺隊》、《掠食城市》等等。一些作品中，反烏托邦社會表面上充滿和平，但内在卻充斥着無法控制的各種弊病，如階級矛盾、資源緊缺、犯罪、迫害等，刻畫出一個令人絕望的未來。只不過，類似的反烏托邦思維是否會讓我們錯過一些極為重要的未來範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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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飢餓遊戲》到《鱿魚遊戲》，從《黑鏡》到《銀翼殺手》，人們對反烏托邦的渴望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或許是因為這一流派的陳詞濫調正滲透到現實之中。埃隆 · 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公司 " 神經連接 "（Neuralink）和馬克 · 扎克伯格的 " 元宇宙 "（Metaverse）似乎都是直接源自警世故事的啟示。與此同時，AI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人為的氣候變化威脅着我們脆弱的世界秩序。
反烏托邦小說可能至關重要。它可以包含重要的警示，通過推斷出令人不安的發展軌迹，從而引起對社會問題的警覺。但是，在我們的小說中無休止地将未來想象成已經失落于反烏托邦的末日，我們也有可能在現實中冒着放棄未來的風險。
當我們展望 2024 年，以及接下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時，是否有其他思考未來的方式呢？
顯而易見的回應是烏托邦的視角，但這也有其缺陷。盡管烏托邦可以拓展思維，但它也可能誘惑那些過于被烏托邦迷惑的人做出輕率或有害的行為，将他們的希望強加于現實之上。
作為一位研究世界觀如何轉變，以及随着我們對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了解得越多而優先事項發生變化的歷史學家，我對人們對未來的看法如何随時間而變化很感興趣。
商業飛行是當時預測的許多技術革命之一——在當時是飛艇。© Getty Images
如果我們回顧 100 年前，那時對未來的想象是怎樣的呢？
一個世紀前，存在着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但許多作家和思想家也會以一種開放、細致和常常是富有趣味的視角探讨未來。盡管他們所在社會面臨嚴重的挑戰，但我們可以從這些願景中學到什麼呢？
想象一下一個世界：在歐洲和中東正在進行可怕的戰争；流行病席卷了全球；大眾在遭受日益惡劣的氣候變化，而廣泛存在的不平等與空前的财富集中產生了衝突。抗議以社會正義之名被激起，反抗過去的壓迫和腐敗的壟斷。在這個世界，新興技術似乎注定要颠覆社會的根基，通過自動化消除大量勞動力，從而引發更普遍的災難。
這不僅僅描述了一些人對我們當下的看法。它也描繪了一個世紀前的情況，即 1910 年代過渡到 1920 年代。這一時期的人們親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械化屠殺，以及一場致命的流行病，也見證了科學的快速發展，釋放可能更令人不安的力量。
MG08 重機槍是德軍在一戰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重機槍。1916 年 7 月 1 日，德軍在索姆河戰役中依靠 MG08 機槍造成英軍 5.7 萬人傷亡，由于對 MG08 屠殺協約國士兵記憶猶新，《凡爾賽條約》對一次大戰後德軍的機槍數作了限制。© wikipedia
一名德軍士兵手持照相機，站在英國馬克Ⅳ型坦克（雌）的殘骸之前，坦克乘員燒焦的屍骸清晰可見，攝于 1917 年。英國早年制造的馬克型坦克分雌雄兩種，雌坦克上只安裝了機槍，雄坦克上還裝有火炮。© Deutsches Bundesarchiv
在我們有氣候變化的地方，他們有霧霾和貧民窟；我們的手機和信息使我們直接目睹了世界上的悲劇，而由于新形成的全球新聞網絡，他們是第一代将災難作為大眾媒體奇觀經歷的人，比如泰坦尼克号的沉沒。他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千萬富翁（其中一人在上述海難中喪生），我們預計将出現第一個萬億富翁。如今，地緣政治穩定似乎正在解體的地方，他們見證了新威權的蔓延。
可以理解的是，當時也出現了類似的反烏托邦小說。技術驅動的極權主義令人毛骨悚然，地球上的海洋被填滿，山脈被夷為平地，而人類則像神經元一樣，為一個機械化的巨型集成大腦提供動力（這裡指法國科幻小說《四度空間國度的旅程》 [ Voyage au pays de la quatri è me dimension ] ，編者注）。甚至對氣候災難也有先見之明。
以阿爾弗雷德 · 德布林（Alfred D ö blin）1924 年的《山脈、海洋、巨人》（Mountains, Oceans, Giants）為例：它描繪了一個人口過剩的高科技未來，人們制定了一項計劃來融化格陵蘭島的冰蓋，以創造更多的生存空間。一種神秘的、新發現的能量形式被用來實現這一目标，但最終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它引發了吞噬一切的環境災難，波及整個北半球。
盡管如此，人們也抱有強烈的希望。希望文明的主宰能夠得到引導：科學釋放出的技術力量能夠被集體、公平地利用，以改善世界。他們這一代人的未來似乎在希望與反烏托邦、革新與毀滅性災難之間左右為難。
在那個充滿反烏托邦的年代，人們仍然普遍相信，可以利用技術與自然世界和諧相處，來解放而不是壓制人類。1923 年，在約克郡一個擁擠的大廳裡，基爾 · 哈迪（Keir Hardie）發表演講，他于 1900 年創立了英國左傾工黨，直接将科學的賦權與他的運動相提并論。哈迪注意到，物理學家最近發現了全新的能源形式，從 X 射線到其他放射性物質。
哈迪表示，如果得到正确利用，這些力量可以帶來一切：從醫學奇迹到釋放大量無污染能源。他将這些科學發現與工人權利和保護的努力相比，宣稱英國初創的福利國家可能同樣會釋放人性中迄今為止 " 意想不到的力量 "。
一個世紀前，" 大型科技 "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Getty Images
這樣的說法可能在當今時代有些不協調，因為 " 技術 " 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與 " 大型科技 " 無異，更像是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的圖騰。然而，在那個時候，技術創新與私人利益和暴利的結合較弱，因此在公眾意識中并不是那麼根深蒂固。這提醒我們，現今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非不可避免，因此也不一定會永遠延續下去。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科學已經改變了一切，從工作到戰争。技術承諾了更多相同的巨大變革。與以往相比，它似乎不再局限于一個光明或黑暗的命運。新近的衝擊就像一個棱鏡，将通向明天的道路從一條軌道抽成多條，每一條都通向截然不同的目的地，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合理的。與僅僅一代人之前所認為的相比，現在的前景更加陌生、更加多樣化，這一點不容忽視。
一張 1930 年代的德國收藏卡，展示了對于可視電話的想象。© ego-stg.kdl.kcl.ac.uk
英國郵政工程師在檢查古列爾莫 · 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意大利工程師，專門從事無線電報設備的研制和改進；19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無線電報設備。© ego-stg.kdl.kcl.ac.uk
這種精神體現在英國流行的系列叢書《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中，該系列圖書于 2023 年底迎來了 100 周年紀念。每個條目都展現了精彩的預言，以勇敢且常常具有挑釁性的風格描繪了人類事務中可能發生的變化。你所期望的領網域，從交通到技術，都得到了展現（但也有關于髒話、詩歌、服裝未來主題的文章）。
查爾斯 · 凱 · 奧格登（CK Ogden）作為《今天和明天》的編輯，為英國出版商 Routledge & Kegan Paul 出版了一系列叢書。© Our Warwickshire
1929 年，一篇由和平主義者維拉 · 布裡坦（Vera Brittain）撰寫的圖書捕捉到了該系列的精髓。經過幾十年的抗議和鬥争，英國婦女在前一年剛剛獲得了普遍的選舉權。布裡坦借此機會展望未來：預測性别關系的未來。
維拉 · 布裡坦（1893-1970）借用一位虛構的 " 未來歷史學家 "，回顧了自她那個時代以來發生的種種變化。© Our Warwickshire
這本書的标題為《寧靜美好，或一夫一妻制的未來》（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開頭是布裡坦睡着了，夢見自己正在讀一本 " 注定要在遙遠的未來出版的道德史 "。它是由 " 牛津道德史主席 " 米涅瓦 · 哈克斯特溫（Minerva Huxterwin）撰寫的（這個職位以前不存在，現在仍然不存在）。哈克斯特溫顯然生活和寫作了許多個世紀，他的專長是記錄 20 世紀的道德革命。
該書的其餘部分是她醒來後抄寫的她夢中讀到的内容。當然，這都是一種策略；哈克斯特溫是虛構的。但這足夠巧妙，利用一個虛構的歷史學家作為她的代言人，讓布裡坦能夠提出她所期望的未來願景。
她充滿希望的願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哈克斯特溫記錄了從 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引入的家庭技術如何改造整個 20 世紀的性别關系。哈克斯特溫記錄的婚姻不再是壓迫性的，而是相互享受的，只有通過不斷的轉變，婚姻才能在未來繼續生存。
布裡坦的未來構想并不是當時唯一的例子。也許最著名的例子是愛德華 · 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暢銷書《回望》（Looking Backward），該書雖然于 1887 年首次出版，但在 20 世紀 30 年代再次流行。它傳達了貝拉米大膽想象的社會主義理想，他認為美國将在公元 2000 年之前實現。
這一代并非第一個使用 " 未來歷史學家 " 這一身份的人。在帝國鼎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喜歡想象在某個迷霧重重的未來，來自遙遠國度的旅行考古學家如何破譯倫敦破敗的廢墟。通常這些訪客被設想為來自其他大陸的土著——現在被想象成帝國的統治者——此舉旨在為了激怒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的種族主義情感。
維多利亞時代展望未來的方式不一定是正确的。© Getty Images
然而，維多利亞時代對未來歷史的運用更多地限制了想象力，而非擴展了想象力。它将未來框定為一成不變的，時間沿着一條軌道，由帝國的興衰構成，如上文所示。節奏可能有所變化，但基調卻沒有變化。這使得作家可以聲稱事情不可能以其他方式發展。整齊地修剪未曾涉足的路徑，暗示它們從來不是真正的選擇，這使得時間的進程似乎與不可預見的事件隔絕了。
當布裡坦和其他人想象未來歷史學家時，實際上是借鑑了早期作家如約瑟夫 · 艾迪森（Joseph Addison，1672-1719）所踐行的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打開了封閉的思想。1711 年，艾迪森思考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對他那個時代有争議的政治議題做出什麼樣的 " 公正 " 評估。然而，他的預測被他自己刻意打斷，轉而表現出明顯的偏見：他設想的未來歷史學家最終寫下了後人對艾迪森本人的敬仰之詞。
這是一個自我意識的笑話。但它的作用不僅僅是強調做出預測的人如何主觀影響預測的。艾迪森如此明顯的不公正，不僅是在展示對他自己預言的諷刺性失敗：還突顯了所有這些捕捉未來企圖的不可靠性。畢竟，明天總是與我們的預測有所不同。
上世紀 20 年代的未來歷史學繼承了更多艾迪森的奇思妙想，而非維多利亞時代的焦慮情緒。像布裡坦這樣的預測被明确地呈現為公然的虛構，仿佛在用眨眼的眼神來炫耀自己的偽裝。除了讓這些作者更自由地批評當時的不平等和偏見之外，這也為多種可能性共存開辟了空間。
美國作家弗朗西斯 · 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小說《阿達西亞的機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1927 年發表于《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雜志。阿達西亞人沒有男性和女性之分。它們不是從卵子中生長出來的，而是從合成細胞中生長而來。它們被密封在牢不可破的透明盒子裡，可以在裡面存活 1500 年。© Getty Images
聲稱扮演未來歷史學家的角色顯然是荒謬的，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無論是觀眾還是作者——我們都明白我們已經偏離了對将要發生事情做出嚴肅聲明的斷言，而是進入了更廣泛、更自由的領網域。我們的關注點已經擴大，從最有可能的事情擴展到僅僅可能的事情。預測往往就是開出處方；而提出建議就是進入對話和遊戲。
需要明确的是，100 年前的未來展望者常常犯下嚴重的錯誤。但即便如此，我們也能夠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洞察。生活在 2020 年代，我們發現自己正生活在許多世紀前的先知試圖預測的 " 明天 " 中。我們現在可以像他們所設想的編年史作者一樣，回顧并作出評估。這揭示了許多樂觀的預測，但也包含了我們應該慶幸歷史沒有走上的道路的預期。
夏洛特 · 帕金斯 · 吉爾曼想象的未來是平等的——但結果卻是十分黑暗的。© Getty Images
以 1911 年著名女性參政論者夏洛特 · 珀金斯 · 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小說《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為例。該小說中，通過失憶症的橋段設計，我們的叙述者發現自己被喚醒并被扔進了幾十年後的美國。那個時代已經讓人無法辨認；工作日有兩個小時；婦女得到徹底解放；文明正在通過 " 太陽能發動機 " 自給自足。
那裡也沒有犯罪或貧困。但這是因為，用吉爾曼令人不寒而栗的話說，" 堕落者 " 已被絕育和 " 清除 "。
在吉爾曼構想的未來中，" 平等 " 已經實現。但這并不是通過解放被壓迫者，而是通過殘酷地消滅她認為不合格的異己分子和弱勢群體來實現的。像許多上世紀 20 年代的人一樣，吉爾曼錯誤地被 " 優生學 " 觀念蒙蔽，認為 " 道德品質 " 是嚴格通過遺傳而非受環境或教養塑造的。
一些人，比如布裡坦，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她的未來歷史學家記錄了一個優生學不受歡迎的世界，因為該社會認識到，年輕人的命運不是由基因決定的，而主要是由公平的機會和父母的感情決定的。
史黛西 · 科爾多瓦（Stacy Cordova）手持一幅照片，照片中的人是她的姨媽瑪麗 · 弗朗科（Mary Franco），她是美國加州于 1909 年開始實施的強制絕育計劃的受害者之一，于 1930 年代被絕育。© Jae C Hong/AP
不過，在這一時期，優生學觀點仍然是被廣泛接受的，最終影響了從美國到日本的全球政策。有關 " 劣質人種 " 超越 " 優越人種 " 的妄想在那個時代甚嚣塵上。同樣，恐怖的預言性建議也充斥其中。這些建議最終對無數人造成了實質性的傷害。如果它們被更充分地實施，今天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根本不會存在了。
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就在幾代人之前，一些有影響力的人還相信自己是在以子孫後代的名義行善，但由于他們錯誤的信念和頑固的偏見，導致了災難性的邪惡後果。當今天有人談論未來時，這應該讓我們三思。
預測是一場棘手的遊戲。規定哪種未來是最好的同樣如此；不僅僅是對于像你這樣的人，而是對于每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對所有願景保持懷疑态度的原因。确實，預測并沒有脫離權力，而且總是被偏見所影響。過去的烏托邦今天常常令我們感到恐懼。當我們展望未來時，這種洞察力至關重要。
然而，通過對此始終保持的警惕，我們可以促進開放性和多元性。事實上，如果沒有人努力警覺到當下的錯誤和異常，随着時間的推移，未來的期望和設計将不會變得更加可靠和包容。
100 年前的明天證明了這一切，不僅存在于它們的多樣性中，而且也在它們為我們提供的偏見中，讓我們能夠從中吸取教訓。總而言之，也許這個教訓是：今天所展望的明天也許不會真正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但這或許并非什麼壞事。畢竟，如果我們的當下在某些方面存在弊端，如果明天仍然超出我們的掌控範圍，也許并不是那麼可怕。我們渴望成為某種樣子，但最終未能如願，這應該讓我們感到些許安慰，因為這意味着，除了我們目前所能夠實現的改進之外，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這就像布裡坦那樣，以戲谑不敬的态度來書寫未來歷史的力量。它能引導我們擺脫當前的局限性，從未來幾個世紀的假想視角中，激勵我們因揭示現狀而采取的自我嘲諷。也許，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可以實現今天想象的未來，還可以實現那些超出當前想象邊界的未來。
這就是正确進行預言的方式，它不僅僅是将我們自身的偏見和偏好回饋給我們，還能夠幫助重新塑造它們，激勵我們去探尋可能被忽視的事物，推動我們朝着新的、具有挑戰性的方向前進。值得提醒自己的是，正如過去的幾代人一樣，我們很可能也是我們當前範式中最不可避免或逃脫的事物持有偏見的囚徒：而這些信仰在漫長的時間裡經常被證明是錯誤的。
積極的願景，甚至烏托邦，都有可能引發不道德的行為。© Getty Images
今天，我們擅長于不幸的反烏托邦設想，但在過去的 100 年裡，我們是否失去了昨日未來的一些希望呢？
一個世紀前，希望仍然普遍存在。也許在經歷了戰壕的創傷之後，人們不禁想象更美好的未來，以使戰後恢復變得更有價值。今天，類似的情況再次出現。氣候崩潰很可能會摧毀地球的未來；但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期望明天會是更美好的世界。
這種希望與技術樂觀主義不同——技術樂觀主義天真地認為，只要有足夠多、肆無忌憚的創新，" 進步 " 就勢不可擋，一切都必然會順利進行。相反，只要堅信事情會變得更好的信念，希望就充當了北極星的角色——始終指引着方向，但永遠遙不可及。它引導所有當下的努力，超越困擾我們的當下，激發一切努力來解決此時此地的世界問題，而不要求立即兌現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烏托邦。
我們共同的未來面臨着嚴重的威脅，但我們不要忘記，以樂觀開放和嚴肅的态度來應對它，可以使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畢竟，正如布裡坦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樣，有時，真正的社會結構性改革，首先是作為 " 可能 " 的半嚴肅的白日夢提出的，然後才成為切實可行的 " 必須 " 事項。
文 /Thomas Moynihan
譯 / 腐竹與瘦竹
校對 / 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 /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40111-how-to-avoid-seeing-the-future-as-a-dystopia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定（BY-NC），由腐竹與瘦竹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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