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分享的科技經驗：鐵打的大藥企，流水的Biotech，歡迎閱讀。
生物寒冬之際，Biotech 們的生存狀況艱難。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上市以及 2022 年底仍在公開交易的 223 家公司中，91% 的公司較 IPO 時市值下降，平均跌幅超過 50%。
Biotech 的融資渠道，也随着市場的低迷而關閉。日子越發艱難的 biotech，只能裁員、砍管來續命。據 Fierce Pharma 數據，2022 年至少有 118 家 Biotech 經歷裁員。
與處于水深火熱中的 Biotech 相反，生物制藥寒冬下，海外大藥企逆流而上，開啟了大牛市行情。
根據行業分析師 GlobalData 數據，2022 年全球領先的 20 家生物制藥公司的市值平均增長了 5.4%，總市值已超過 3.6 萬億美元。其中 11 家實現了兩位數增長，禮來、默沙東、阿斯利康的市值更是達到了歷史最高。
決定二者迥然不同命運的因素在于，商業屬性的差異。大藥企是資源集中模式，雖然成長性一般，但勝在确定性強；Biotech 則是發散性創新模式，成長過程充滿了不确定性。
在市場環境好的時候，投資者還願意在小藥企身上搏一搏；但在市場環境下行之際，充滿不确定性的小藥企被抛棄，抵御風險能力更強的大藥企成為投資者的避風港。
二者命運的差距，也在這種時刻體現的淋漓盡致。
鐵打的大藥企
任外世滄海桑田，物是人非，幾十年間海外大藥企的名單卻幾乎是雷打不動。
放眼海外，近幾十年來全球 TOP15 藥企排行榜的變遷，可以發現這一事實。除了安萬特、先靈葆雅、法瑪西亞普強這幾家藥企被吞并外，其他上榜的大藥企雖然排名起起落落，但主要參與者們基本都是固定的。
在創新為王、前沿技術代際不斷切換的醫藥江湖，大藥企的格局卻為如此固化？原因在于，大藥企們用雄厚的資源優勢，搭建起了一道 Biotech 無法跨越的護城河。
在前期的創新藥研發上，大藥企能力雖強，但雙拳難敵四手，比不上千千萬萬 Biotech 匯聚而成的合力。
《Nature》不久前發布的一篇文章證明了這一點，全球排名前 20 制藥公司，在 2015 年至 2021 年獲得 FDA 批準的 138 款新藥中 65% 來自外部引進，這些外部引進的藥物中，又有 47% 是來自 Biotech。
不過，好在大藥企會使用 " 鈔能力 " 不斷并購 Biotech，得以實現大而全的管線布局。這種策略，也使得大藥企能夠持續創造現金流，擁有強大的風險抵御能力。
在後期藥物的生產和銷售上，大藥企擁有的能力優勢，則可以帶來決定性優勢。
比如，一款藥物的生產場地、設施這些固定成本都是可以重復使用的，藥物的臨床試驗團隊、銷售團隊也都是可以多線運作。在這些環節上，大藥企既可以通過豐富的管線将成本攤薄，又可以通過銷售藥物回收資金。
所以大藥企能夠實現一種正向循環，藥企的規模越大，在藥物後期研發、推廣成本反而越低，資源優勢還會日益增厚，藥物的銷售情況也更好。
興業證券也曾經分析過，同樣一款藥大藥企和小藥企賣完全不是一個效果，大藥企的產品的峰值收入要比小藥企高出 5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mRNA 新冠疫苗。BioNtech 和 Moderna 的疫苗幾乎是前後腳上市。
Moderna 的疫苗效果更強，銷量卻遠不如 BioNtech。原因在于，BioNtech 背靠大藥企輝瑞的資源，而 Moderna 只靠自己。
基于此，海外大藥企借着百十年間的豐富資源積累，地位自然不會被輕易動搖。
流水的 Biotech
與大藥企不同，Biotech 的改朝換代比翻書還快。
據廣發證券統計數據顯示，1990 年以來，超過 600 家 Biotech 企業在納斯達克 IPO。但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僅有 12 家 Biotech 有相對穩定的收入和正向現金流。
即便将時間線拉長，從上世紀 80 年代 Biotech 概念興起至今，四十年時間裡晉升為 pharma 的 Biotech 寥寥無幾。更多 Biotech 的宿命都是，被時代的洪流帶走，不留一絲痕迹。
為什麼 Biotech 很難長久地活下去？這是由 Biotech 的商業模式所決定。
正如上文所說，新技術、新療法的誕生往往會率先出現在 Biotech。因為，創新藥的前期研發，往往需要的是發散式創新。很多時候，一個偉大新藥的發現，很可能是一位科學家在某種環境下的靈光一現帶來的成功。
同時，這種偶發性的靈感也決定了，Biotech 研發的核心往往只能集中于某一固定的領網域。
但制藥行業是一個，前人很容易被後人颠覆的行業。比如，生物藥颠覆小分子藥，二代產品颠覆一代產品。像第三代 ADC 藥物 DS-8201 上市之後，二代 ADC 藥物 T-DM1 的市場份額被逐漸取代的故事，在制藥領網域層出不窮。
所以，小藥企随時面臨着被後來者颠覆命運的可能。
即便一家 Biotech 足夠幸運，命運沒有被後來者颠覆。但是，在藥物的臨床開發和後續商業化過程中，Biotech 面對的挑戰也并不容易克服。
比如，在臨床階段，大部分 Biotech 缺乏專業且有經驗的臨床團隊，所以臨床試驗主要依賴 CRO，可能會導致 Biotech 在試驗進度上的把控不夠，而在上市注冊階段，Biotech 與監管部門溝通經驗匮乏。最終，這些因素都會導致 Biotech 藥物研發進度不及大藥企。
退一步來說，即便 Biotech 成功推動藥物成功上市，也不意味着藥物能夠大賣，因為銷售網絡的建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而 Biotech 僅依靠一兩種藥物的銷售額，很難讓銷售網絡成功轉動起來。
所以，我們也能看到 Biotech 的成長充滿了不确定性，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滿盤皆輸。
必須完成的階級躍遷
大藥企與 Biotech 不同命運走向，也是吸引國内 Biotech 堅定向 Biopharma 轉型的原因之一。
畢竟，與海外不同，國内雖然已有恒瑞醫藥、石藥集團、中國生物制藥這些大藥企，但國内的制藥業的階級尚未完全固化，後來者仍然有機會。
PD-1 抑制劑的發展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 2020 年恒瑞醫藥的 PD-1 抑制劑銷售額高達 47 億元，在一眾國内玩家中傲視群雄。
但是，大藥企的優勢并沒有為恒瑞醫藥穩住 PD-1 的王位，百濟神州靠着适擴張 PD-1 适應症、拓展銷售渠道，颠覆了 PD-1 競争的原有格局，成為一代新王。
并且，目前國内頭部大藥企，也都面臨着管線青黃不接，缺少下一個 PD-1 式藥物的困境。而這，或許也會成為後來者的突圍機會所在。
當然了，這種機會也是極難把握的。畢竟，此前國内 Biotech 躍遷為大藥企的前置條件，如今都已不復存在。
具體來說，2015 年至 2020 年間，生物醫藥行業的空白、百年難遇的 PD-1、政策及資本的支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生物制藥行業的歷史性大機遇，催生了百濟神州、信達生物、君實生物等 Biopharma 的形成。
但如今，生物制藥寒冬之下，融資視窗逐漸關閉，已經沒有太多的子彈支撐後來的 Biotech 們的奔跑，也沒有一個如同 PD-1 一樣明确的機會擺在它們眼前。
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從 Biotech 成為 Biophamra 的，注定只會是極少數玩家。
